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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丁拔腿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
“你从此休想再回伦敦了，香农！”他喊道，“在那边我们可是有办法对付你这种人的！”
“我不会回去了！”香农忍不住大声回敬了一句。然后，他平静下来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我再也不必回去了。”接着，他掉过车头驶向半岛和克拉伦斯城。
尾声
新政府及时成立了，至少在目前，它是在合乎人道地治理着这个国家。欧洲各国报纸几乎没有提到这场政变，惟有法国《世界报》登出一则消息报道说，赞格罗军队中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在前夜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总统。由一个民族调解委员会在举行国民选举前暂时治理这个国家。这家报纸丝毫未提及，赞格罗的新政府拒绝一支苏联地质勘探队的人境申请；也未提及，新政府已把勘探水晶山地区的新规划列人了日程。
大个子詹尼·杜普里和小马克·弗拉明克被安葬在位于半岛顶端上的一片棕榈树下，海风从海湾方向吹来，轻轻地抚弄着棕榈树叶。根据他们生前的请求，人们未在他们的坟墓上留下任何标明他们身份的墓志铭。约翰尼的遗体被他自己的乡亲们抬走了，乡亲们对着他的遗容痛哭流涕，然后按本民族的风俗安葬了他。
西蒙·恩丁和詹姆斯·曼森爵士对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曾经扮演过角色这一点，默不作声，他们确实也没什么东西说得出口。
香农把身上剩下来的5000英镑行动经费全部给了让·巴普蒂斯特·郎加拉蒂，这个科西嘉人去了欧洲。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说他去了布隆迪，打算在那儿训练胡图族游击队，后者正在开展斗争，试图推翻米库贝鲁的图西族独裁政权。朗加拉蒂在海滩上与香农分手时曾说，他这样做“确实不是为了钱，过去也根本不是为的钱”。香农用基思·布朗这个名字给热那亚的庞提先生去了几封信，要求他将“托斯卡那号”的产权股票均分成两份，要求他分别给沃尔登伯格船长和库尔特·塞姆勒。一年后，沃尔登伯格用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借钱从塞姆勒手中买下了另一半股份；塞姆勒又奔向另一个战场。在苏丹南方，当时他正和隆·格雷戈里以及另一个雇佣兵在一起布雷，准备炸毁一辆苏丹人的坦克，结果不慎，引起地雷走火爆炸，塞姆勒和格雷戈里身负重伤。不久，塞姆勒死在丛林中，惟有格雷戈里侥幸存活，在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家。塞姆勒的最后一件事，是请朗加拉蒂通知他存款的银行，从他的户头上提出5000英镑汇给杜普里的住在南非开普省帕尔市的双亲；将另外5000英镑汇给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区克莱恩大街上开酒吧的安娜。
卡洛·香农死于政变后的一个月，正是当初告诉朱莉娅·曼森的、他所乐意的那种死法：躺在那儿，手中握着枪，胸口中了一弹，嘴里含着鲜血；只是结束生命的那支枪和那颗子弹，都是他自己的。他自杀的原因，既不是被危险吓倒，更不是恐惧会在战斗中丧生，而是由于他过去形影不离的伴侣——香烟。他是从巴黎外科大夫邓奥依斯那儿得知他不久就将与世长辞。邓奥依斯大夫当时对他说，他多则再活一年，少则六个月，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生活得轻松、舒适；而临终前的那个月，他将是极其痛苦的。当咳嗽越来越厉害时，他独自一人带着枪和一个塞满打字稿的大信封，悄悄走进了丛林。几周后，人们把这封信转给了他在伦敦的一个朋友。
据那些亲眼看着他独自走进丛林、后来又亲手把他抬回城里安葬的土著村民们说，他当时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那些靠种植木薯为生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自然不会知道他当时吹的是什么歌；那是一支小调，名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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