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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6 英寸宽，一刀就能刺人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卞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农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40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头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5 英里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1930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15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12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17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随同远征军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儿待了8 年，后来到了奠边府，由于在现港时外科医生给他切除了一叶肺，所以他很幸运未能看到在河内大败的耻辱就飞回了法国。他养好了伤，1958年他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成了法国殖民军第一外籍伞兵团里的一名顶好的中士。这个伞兵团在印度支那曾两次全军覆灭，那时先是一个营的编制，后来发展成一个团，他是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罗杰·福尔奎斯上校，曾经在初期的外籍伞兵连里待过，后来一连人马全军覆灭；另一个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如今执掌加蓬共和国的保密局，替法国维护那个国家的安全。此外，连曾经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丁上校，在OAS 组织最终溃败时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时，这个团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的暴动。后来，这个团被夏尔·戴高乐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随法国军官，服从他们的领导。1962年9 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他在法国马赛被捕了。他在牢里服了两年刑。由于他有四排战斗勋章的缓带，使他不致遭到更惨的结局。1964年，他20年来第一次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带着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狱中同牢房的难友碰头，准备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三年里，不算有一年他被送进意大利监狱，他从地中海这一头到那一头经营过酒类＼黄金，偶尔是武器走私。后来，他终于在香烟走私中发了财。不料，这时他的合伙人既欺骗了买家，也欺骗了卖主，却把责任推给塞姆勒，并且卷包逃走。因为有许多找他算账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连串的汽车到达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儿以后，他和一个军火商朋友挂上钩，就投身到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非洲战争中去了。香农把他当做可操胜券的赌注接纳了他。塞姆勒凭着打过16年的仗，比他们所有的人在丛林战上都有经验。现在，他在飞往利伯维尔的途中睡着了。
当DC－4 开始飞近机场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在孩子们的呜呜啼哭声里，人们还能辨出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香农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们也知道他吹的那个曲调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那个曲调叫牺班牙的哈莱姆》。
在范·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话时，DC—4 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这架老式运输机左右颠簸着在一条跑道的终点降落了。这时，一辆坐着两名法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的机头前突然拐弯，车上的军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让飞机跟随他们沿着滑行道滑行。
他们把DC—4 从机场主楼带往机场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些小屋，随后指示飞机就在那儿停下，但让发动机继续转动着。几秒钟后，一个梯子架在机尾，副驾驶从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 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农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农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这位身经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牌军人和每个雇佣兵都握了握手，在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AIDrS （哦），是塞姆勒吗？”他温和地说，脸上慢慢漾起笑意，“还在打仗。不过，不再是副官，我想，现在该是上尉了。”
塞姆勒不安。
“Out mon Colnmandant （是的，司令官先生），不过，我是上校了——只是临时的。”
勒·布拉斯沉思地点了几下头。随后他向他们大伙儿说：“我会让你们住得很舒服的。不用说，你们需要洗澡、刮脸，吃点东西。你们显然是没有换洗衣服啦，衣服会供给你们的。恐怕你们暂时只好待在你们的住处不能出去，这只是预防措施罢了。城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同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一旦办妥，我们就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欧洲去。”
他要说的都说了，于是就打住话头。他把右手的五个僵硬的指头伸向帽檐，然后就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坐上四周遮严的货车，从后门进了他们的住所。他们住在甘巴大饭店顶楼的五间卧室里。这是一家新建的饭店，离路对过的机场主楼才1000码，因此离市中心还很远。陪他们同来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就在这层楼吃饭，并且待在那儿听候通知。1 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毛巾、刮脸刀、牙膏、牙刷、肥皂和海绵。一托盘煮好的咖啡也送来了。每个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着热气、发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里洗澡，这是六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中午，一个军队里的理发师来了，还有一个下土捧来一堆长裤、衬衫、背心、短裤、袜子、睡衣和帆布鞋，他们把这些衣服鞋袜都试穿了一遍，各人拣了合适的留下，然后那个下士就把拣剩下的拿走了。那个军官和四个侍者一起端来午餐，并且关照他们不要走近阳台。万一他们想活动一下身体，也只能足不出户。他说，虽然不能答应拿英国或南非的书和杂志，却还可以带些经过选择的书和杂志来。
自从上一次战后休假以来，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吃完饭，这五个人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当他们睡在还不习惯的褥垫和难以置信的被单上打呼噜时，范·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 离停机坪，飞出了一英里，经过甘巴大饭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飞去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实际上，这五名雇佣兵在那家饭店的顶楼住了四个星期。同时，报界对他们的兴趣也消退了。记者们被编辑叫回他们的总社，因为编辑们觉得，把记者留在一个没有新闻可采访的城市里毫无意义。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总部的一名法军上尉没有预先通知就来找他们。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们，我给诸位带来了好消息。诸位今晚将飞往巴黎。诸位将坐23点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
这五个对漫长的禁闭厌烦得发狂的人听罢都欢呼起来。
飞往巴黎需要10个小时，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和法国的尼斯要停两站。次日早晨快到10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尔歇机场。时值9 月中旬，机场上寒冷的晨风呼呼地刮着。在机场的咖啡室里，他们互相道别。杜普里选择坐长途汽车先到奥利，然后买一张单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去。塞姆勒愿意和他同行，不过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说他想到诺尔车站去，坐直达布鲁塞尔的头班车，然后到奥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