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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无意中想到，这儿一个通往海边的缓坡是登陆的好地方。
仓库后面就没有水泥地了。倾斜的坡岸长满齐腰深的矮树丛，被许多小路划成一块一块的，其中有一条红土路是供卡车用的，往前通总统府的。香农走上了这条路。当他走到坡顶齐胸的地方，那座旧殖民地总督官邸的正面就映入眼帘，离他200码远。他往前又走了100 码，到了旁边的一条沿海公路。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伙士兵守在那儿。他们一共四个，模样比军队的士兵帅气，穿的也好一些，手持苏式卡拉什尼柯夫AK47冲锋枪。当他沿着公路向投宿的旅馆走去时，他们默默地瞅着他。他点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只是回瞪着他。这些人就是总统的卫兵。
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朝左边看，这一回就看得仔细了。总统府30码宽，底层的窗子现在都用砖砌死，并且涂上和楼房其余部分一样的灰白色。楼前一道又高又宽的木门，上了门栓，控制着楼下的出人。不用说，这又是后来添造的。在被砖砌死的窗户前有一个大平台，由于和楼里不通，现在是毫无用处了。二楼上有一排窗子，一共七扇，从总统府正面的一头排到另一头，三扇在左，三扇在右，还有一扇在门的上头。最高的一层有十扇窗子，比楼下的小得多。顶楼窗户上方是导水沟，倾斜的红瓦顶上有一个尖顶。
他注意到前门有更多的卫兵在溜达，还看到二楼的窗子有百叶窗，可能是钢制的（他离得太远难以识别），已经拉上了。显然，如果没有公事，就只能走到那个路口，想再靠近通往总统府的地方是不准的。
下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远远地巡视了一番总统府，这时，太阳快偏西了。他能看到总统府三面都有新砌的墙。墙高8 英尺，从主楼到外面80码，房后还有一道墙和其余的墙连在一起。有趣的是，整个大院没有别的门。墙一律都是8 英尺高——他看见士兵们挨着墙溜达，能从他们的身高估计出墙的高度来——墙上扎着碎瓶子片儿。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看到总统府的内部，不过他还记得从飞机上看到的样子，这使他险些笑出声来。
他对博尼费斯露齿一笑，说：“小家伙，你瞧，那个傻瓜以为可以用扎上碎玻璃片儿的高墙来保卫自己呢。其实，他只是把自个儿困在一个砖砌的陷阱里，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笑的陷阱里。”
那个小孩也冲着他咧开嘴大笑起来，其实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比划着表示要回家去吃饭。香农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回饭店去。香农只觉得脚底发热，大腿酸疼。
香农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画地图，但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他把地图还给戈梅斯。吃过晚饭，他就和那个法国人坐在酒吧里。
酒吧紧里头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大使馆来的他国人，正静静地喝着啤酒，所以这两个欧洲人不好说什么。再说，窗子又都敞开着。可是后来，戈梅斯很想找个伴儿谈谈，于是他拿了一打啤酒，请香农到顶楼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们坐在那儿的阳台上，透过黑暗，向外眺望着沉睡中的城市；由于停电，这个城市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中。
香农迟疑不决是否要对戈梅斯说心里话，不过，最后他打定主意还是不露真言。他只提到他找到了一家银行，在那儿兑换50英镑的一张支票，很惹人注意。戈梅斯听罢哼了一下。
“老是这样，”他说，“在这儿，他们不懂什么是旅行支票，长期以来也不认识许多外国的钞票。”
“银行里当然应该懂得。”
“也才懂得不久。金巴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锁在总统府里。”
这立即引起了香农的兴趣。他听了两个小时才了解到详情。原来金巴还把全国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旧总督官郧的老酒窖里，上了自己的锁，并且把国家广播电台也迁入府里，使他能从通讯室里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别人是无法从总统府外面去控制这个电台的。国家广播电台总是在政变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香农还了解到金巴没有装甲车和高射炮，除了分散在首都周围的100 名士兵，还有100 名士兵在城外。20名在机场沿途土人的小镇上，其余则分散在半岛朝赞格罗河桥那一边卡耶人的村落里。这200 名士兵就是全国军队的半数。另一半在兵营，其实也算不上兵营，只是殖民时期警察的临时工事罢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铁皮棚屋，离总统府400码，外面围着一道芦苇编的篱笆。全部军队就是这400 名士兵，总统府的卫队有40到60名，住在总统府院内单坡屋顶的棚屋里。
到赞格罗的第三天，香农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些警察的工事。那儿住着200 名军人，没有人站岗。正如戈梅斯所说，那排棚屋周围有一道芦苇篱笆，不过，香农到附近一个教堂去的时候没有忘记上钟楼。他登上环状的砌梯，从钟楼偷偷地俯瞰了下面的景象。警察的棚屋共有两排，外面晾着一些衣服。在棚屋的一头又有一排低矮的砖砌的灶，灶上炖着肉，发出扑扑的响声。40名土兵在周围溜达，多少都有些倦态，并且都没有枪。枪支也许放在这些临时营房里了，可是香农猜想可能是在军械库里，也就是在一个棚屋旁边的石砌的小碉堡里。在这个兵营里，别的设备是极其原始的。
当天晚上，他杀了一个士兵。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独自一人出去，没有博尼费斯跟着。花了一个小时绕着黑暗的街道走，当他向总统府走近时，街上看不见灯光。
他在总统府后面和两旁仔细看了一下，确信这三面没有巡逻的卫兵。正当他试图去看正面时，两名总统府的卫兵上前拦住了他，粗暴地命令他往回走。不过，这时他已经证实了，在港口坡顶和总统府之间的路上有个路口，那儿坐着三个卫兵。更重要的是，他还证实了他们即使站着也看不到港口。士兵们的视线从那个路口越过坡顶，就会接触到沙洲外面的海。但如果没有皎洁的月光，那么连500 码以外的水也不可能看见，虽然他们无疑会看到那儿的灯光，如果有灯光的话。
黑暗中，香农无法看到高路口100 码的总统府的前门，可是他确信，通常那儿还有两个卫兵。他把几盒香烟递给喝住他的士兵，就脱身走了。
回独立饭店的路上，他经过了几家酒吧，里面点着煤油灯。随后他又上了漆黑的大路，往前走了100 码。这时，一个士兵把他拦住了。那个兵显然喝醉了，在路边的一个水沟里撒尿。他一手抓着毛瑟枪的枪把，一手抓着枪身，朝香农挥舞着。月亮升上来了，借着月光，香农十分清楚地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那个兵嘴里咕哝着什么，香农听不懂，可是他肯定这是向他要钱。
他听见那个兵嘟哝了好几回“啤酒”，还说了一些更加听不懂的话，接着，还没等香农掏钱，也许掏出来还没有递过去，那个兵就吼了起来，用枪往香农身上捅去。打这以后，事情就发展得既迅速又悄无声息了。香农抬起一只手抓住枪，从士兵的腹部前把枪拽过来，旋即猛然使劲一抽，把那个兵拽得失去了平衡。那个兵显然对这种反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他习惯的那种反应。等他醒悟过来，才气得尖声大叫，把枪倒着拿，抓住枪当做棍子舞动着。香农趋前一步，用两臂抓住那个兵，叫他挥舞不成，随后用膝盖撞击对方的要害。
这时，那个士兵要想往回溜也晚了，枪从他手中落下来，香农又突然扭住他的右手，拧成90度，然后伸出一条胳膊，用掌边照准他的下巴骨下面猛砸。他听到颈骨折裂的声音，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手臂和肩膀一阵剧痛，后来他才发觉用力时扭伤了肩膀的肌肉。那个赞格罗兵像一只麻包似地倒在地上。
香农四下里张望一下，没有人走过来。他把尸首滚进水沟，然后检查起枪来。他从子弹带里往外抽子弹，抽到第三颗就没有了。枪膛里也没有子弹。他拉开枪栓，把枪对着月光，往下看枪管。他看见里面积了好几个月的粗砂石、垃圾、尘土、污垢、铁锈和小土粒。他把枪栓滑回原来的位置，三颗子弹也塞了回去，然后把枪向尸首扔去，就走回去了。
“越来越妙了。”当他悄没声儿地进了黑乎乎的饭店，上了床，他喃喃自语道。他几乎可以肯定警方的侦查是不得力的。那个被折断颈骨的士兵一准被推下了坡，落进水沟里了，至于验指纹嘛，他肯定这儿从未听说过。
不管怎么说，第二天他还是托称头疼，留在饭店里和戈梅斯聊天。第三天早晨他就动身到机场，搭乘“康韦”440 飞机北去。他坐在机舱里，望着这个国家在左边机翼下消失了，这时候，戈梅斯说过的话像一股水流似地流过他的脑际。
在赞格罗没有采过矿，从未采过矿。
四个小时以后，他返回了伦敦。
苏联大使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每周一次和金巴总统会晤，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像许多和这个独裁者会面的人那样，他也几乎肯定此人是个疯子。但和大多数别的人不同，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是奉莫斯科上司之命，尽最大努力去和这个喜怒无常的非洲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会儿，他坐在总统府二楼总统书房里宽大的红木桌前，等待金巴做出某种反应。
离近了看，金巴总统并不像标准像上那么魁梧和漂亮。他坐在宽大的桌子后面，看上去简直像个侏儒。而当他完全呆坐不动，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就显得更矮小了。多布罗沃尔斯基等待这种呆坐不动结束。他明白只有两种情况才会结束这种呆坐不动。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赞格罗的统治者谨慎而神志清醒地说话时，不管怎么说，这时他像个神志完全清醒的人；另一种情况是在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紧张性神经分裂症的呆坐不动一变而为狂怒，这时他就像着了魔似地狂吼起来。反正他也自以为是个着了魔的人。
金巴微微点点头。
“请往下说。”他说。
多布罗沃尔斯基松了口气，显然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