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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醒，是袁承书。
我声音有些低弱：“你怎么在这里？”
他问：“有没有受伤？”
袁承书将我自站台里面抱出来。
我站到地面上，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
袁承书问：“怎么了？”
我说：“脚扭到了。”
他说：“我们先出去。”
他扶住我的胳膊，自动扶梯已经停止，我一跳一跳地走上楼梯。
“你这样走会妨碍到后面的人。”他略微弯下腰，将我打横抱起。
走上台阶，地铁入口处的阳光照射在脸颊上，恍然平添再为人世之感。
袁承书的手臂强壮有力，将我稳稳地托住，我在他臂弯中眯起了眼。
我扭头见突然看到对面街道，一辆香槟色汽车飞快驶入。
我看见车子的同一刻，轿车在街口骤然刹车。
我心突地一跳，挣扎着对袁承书说：“让我下来。”
袁承书不以为然：“别动，我带你到店里坐下来。”
街道的交通堵塞，宾士车放慢了速度，汇入我们身侧的车流。
我的脸被挤在袁承书的胳膊里，视线有些模糊不清。
轿车的车窗正缓缓地往上摇。
隔了一个车道的距离。
交错的一瞬间。
男子英俊苍白的脸庞一闪而过。
心底惊动跳痛，心脏被一根丝细细地抽动。
我仿佛看见命运已经开始流转。
只是迟了一步。
我身边的人，已经不是他。
在望过去，视线的最远处，那辆车已经消失不见。
我闭了闭眼，感觉有液体，炙热地烫在眼角，引起异常的刺痛。
袁承书似乎毫不察觉，他在将我放在地铁口旁的一间咖啡馆，问老板取来冰替我敷脚踝。
他将冰袋放入我手中：“意映，我同事在值班，我需回去看看是否要支援。”
我勉强收回心神，对他点点头：“谢谢你。”
袁承书说：“我一会回来载你去医院看看。”
我说：“不用了，我待交通情况好一点再离开。”
袁承书简洁地说：“我们电话联络。”
他主神大踏步朝外走去。
墙上的电视本港新闻正在转播这场意外事故。
市民走难出来，对着赶来的记者的大谈劫后余生的感受。
我手掌握着冰块压在肿胀的脚踝，冰凉的触感，镇定了我无比慌乱的神经。
就是在那个早晨，周围人声鼎沸盈天。
我坐在靠窗的一束阳光中。
全身又空又冷，一直掉眼泪。
（六十）
其实时间很快，人在其中却觉得无比漫长。
纵然心底有多煎熬，工作倒是顺顺遂遂起来。
我在十一月份直升分部门设计师创作总监。
有了一个独立办公室，手下领了三个年轻助理。
每天上班下班，在图纸和客户之间反复周旋。
颇有点以此事业为人生慰藉的味道了。
周末袁承书开车，带我和托比去薄扶林看望狗狗。
在闹市区堵车，车子被塞在弥敦道上，我自车窗往外望去，对面大厦的墙上，荧幕墙壁上闪烁着大幅的劳通银行标志。
我面无表情望着那象征着财富和权势的菱形标志，在日光照耀之下，流泻出一道无以伦比的光芒。
我记得总部高耸入云的大厦，和三十八层的高楼上的那个人。
只是在这样的时与地想起来，却再也捕捉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实感。
我终于是和他，再无一丝关系。
就是这样了吧，我们早就错过了。
早在五年前就宣告终止的感情，只是我们都不甘心，我回国来这一段，未免都有些半推半就的一试再试。
这一段向命运强要来的时光，未见收场是如何惨烈。
时间走了就是走了，怎么追得回来。
前面车流开始移动，袁承书敲了敲驾驶盘：“你经常走神。”
我轻轻笑笑。
袁承书无奈摇头：“人不走丢就好。”
袁承书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身上有着某种端正磊落之气，见识谈吐落落大方，重要的是，他对于旁人是真正无一丝窥探欲的待人以诚，大智若愚莫非如此，他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不似劳家卓，他身上负担太重，心思太深沉，锦衣玉食自然是讲究的，却少了世俗烟火的快活，他将一切看得太透，是以难免郁郁寡欢。
托比在后座蹿来蹿去，袁承书喊我说：“意映，看看狗狗怎么了。”
我又走神了。
要是真能够忘得掉他，或许我可开足十二支香槟庆祝。
袁承书喜爱户外运动，趁着冬日未真正来临之前，计划着要带托比去郊野公园登山，我们第一次就去了麦理浩径，这条连接了西贡到大榄八个郊野公园的远足径，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我的体力不足够，只攀登了首段，在布满奇石的海岸沙滩停了下来，托比欢快地在沙滩上奔跑，还找来好多漂亮的石头哄我开心。
我大口大口地吸入空气，感觉肺撑到像一个气球，整个人轻松得要飘起来。
袁承书手上拎着大袋零食和饮料。
还分得一只手来摄影。
我们下山时，他小心地站在山路外侧，随时注意着怕我摔跤。
途径的人纷纷投以微笑，在路人看来，我们也是美好的年轻人。
生活的真相，从来可以人言无三二。
有时我们下班了偶尔也会一起吃饭，像任何一个在中环写字楼的上班族，日暮时分散落在各家餐馆和酒吧，用食物安慰一天的辛劳。
我们做朋友，彼此都预留了足够我的空间，比如说，我从来不让他进家里。
我在旺角的那间小公寓，劳家卓离开之后，不曾再有别的人踏足。
他离开了，回忆却散落四周。
袁承书也不计较，每次都耐心地送我到楼下，看见灯光亮起，才开车离去。
那一天夜晚，回家时碰到大雨，我想说让他上来躲一阵雨再走，话到嘴边，还是犹豫了。
袁承书心无旁骛，撑了伞将我送到楼下，然后返身驾车离开。
我站在楼下，看到他风衣外套大半都湿了，有一瞬间，有些感动。
一日午后，我忙到两点，和袁承书在露天餐馆吃中饭。
餐后一杯咖啡端上桌，我忽然之间想吸烟。
问他要打火机。
袁承书递给我一颗绿色的糖果。
我接过，看了一下，然后又看了他一眼。
他笑笑：“我最近在戒烟，或者你不喜欢薄荷？我还有巧克力味。”
我想了想说：“其实我也不瘾，只是时光太惬意，就难免犯懒。”
袁承书说：“一个女孩子。”
我撇嘴：“性别歧视。”
袁承书说：“年轻尚可肆意，三十岁之后，中国人的养生哲学，大有可取之处。”
我点点头，这点倒是真的。
袁承书看了看我的脸，忽然说：“意映，容我赞美你一句，你非常漂亮。”
我忍俊不禁，指了指大街：“我？现代女子出来打拼怎可不依傍姿色，人人均懂得穿衣打扮，你看看大街上哪个女孩子不妩媚动人。”
“不，不是这样，”袁承书摇头：“我第一见到你，你身上就有种异常动人的气质，意映，我或许可以不知道你的过往，却无法不被那些时光洗练后赋予你的光芒所吸引。”
他说：“全港很多美丽女孩子，可是你是不同的，你一件白衬衣素脸朝天就最动人。”
我笑：“我多年未被男人夸赞，简直受宠若惊。”
袁承书有一种认真的神情：“香港生活压力大，空间又小，人与其环境其实是有着相应关系的，周围女子难免沾染了浮躁之气，你看起来却无欲无求。”
我淡淡地说：“也许有过最好的，失去了，其他的，就难再入眼了。”
袁承书浓眉皱了皱说：“所以要打动你真是至为困难，我正在苦恼此事。”
他说这样的话落落大方，丝毫没有让人有不快之感。
我说：“你可知道我的过去？”
他答：“任何人都有过去。”
我坦白：“我有过精神抑郁史。”
袁承书脸上很平和：“现代生活谁没有过抑郁，有时加班至半夜偏做错一个数据，就被老细骂到狗血淋头，我恨不得即刻辞职返乡耕田。”
我哈哈大笑：“你家乡还有田可耕？”
袁承书说：“我祖父兄弟仍在番禺老家，家训是耕读荣身之理。”
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香港人。”
我想了想，又更正：“可是，我听过你讲普通话，讲得很好，有北方的韵味。”
他说：“我在北京读的书，事实上，我年末会调回北京。”
我略有诧异：“你不是港警？”
袁承书摇头：“我过来协助调查一起案件，事情做完了就回去。”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想起那个北方的大都市，四野空旷，四四方方，金树街的三层雕光，还有鼓楼咖啡馆南边，白天里的座椅永远是空荡荡一大片。
香港的咖啡店一日二十四小时永远有人排着队在等候，点杯饮料喝完即走，你若在原地逗留，未免不识趣，喝一杯咖啡都好似赶命。
袁承书提起北京的秋天，荷花市场外的胡同，下了班开车回家，高大的槐树下面一地都是碎花。
我说北京太大，我上一次在永定门桥迷路到崩溃。
袁承书笑笑说：“迷路也不要紧，下雨天的时候，那一条街道非常的美。”
我面容忽然就缓缓地黯淡下来。
我上一次去，还是陪劳家卓出差，他在钓鱼台开会忙得不可开交。
我自己一个人四处乱逛。
走到法华寺附近时，忽然暴雨倾盆，我鞋子灌满了水，司机载着他过来接我。
那时我身上沾染着的清爽雨水气息，和他衣领上散出的幽幽暖暖香气，仍然清晰如昨日。
我提了包站起来：“走吧。”
袁承书说：“你下午不是不用上班吗？”
我说：“我约了医生。”
我最近对着电脑画图太厉害，晚上有时睡不着在台灯下写字，我觉得眼睛不舒服，有近视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在医生的诊所，眼镜没有配成，原来我是眼睛结膜发炎，我有些视力模糊，并且不能吹风和碰灰尘，袁承书每天抽空陪我看医生。
熬了一个礼拜终于好了，回到公司里，听到一个项目组要去内地。
据说上头有意钦点我去做庭院外观和公装设计。
我在顶头上司Claudio Nardi的办公室，对洋鬼子说，让规划设计和屋顶排水系统的工程师先去吧。
我至少先打算休一个假。
新年来临之前。
我自新加坡返回香港。
托比之前在屋子里一直和和巴西龟吵架，我只好特地去航空公司订了一个舱位，将乌龟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