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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致研在那场冲突中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吴世杰。
吴世杰几乎是本能的站在他这边，第一时间加入了战局，并且在老师面前作证，说事情的起因是邓肯有种族主义言论。
事后，吴世杰告诉程致研，他最欣赏那种一句废话没有，上手就一板砖的气势，觉得特亲切。两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朋友。
两方面都受了些轻伤，程致研是无所谓的，邓肯靠体育特长奖学金入学，没有什么背景，本身也不想闹大，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
那是程致研在AP学院闯的第一场祸，其结果并没有让他收敛，反倒更加张扬肆意，因为只有不断闯祸才能引起些许注意，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孤儿。多年之后，他和吴世杰再想起那件事，总是颇多感慨，他已不是那个蛮勇的少年，而未成年就做过伪证的吴妈居然成了律师。
打过那场架之后，程致研在冰球队的日子并不像预想中的那样难过。
当时的他和吴世杰的体格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出头，在亚裔中算是高大的，但在白人球员占绝大多数的冰球队里只能排在最末，比赛中与人正面对抗，完全没有优势。吴世杰是万年的板凳球员，但程致研在场上却很有存在感，他身手敏捷，反应快，总是能冷静快速地移动，而且每一步都很有脑子。
练习赛中的几个关键进球让他在队里脱颖而出，其他队员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教练对他也十分看重，总是以他为例，对其他人说：你们看，在赛场上身体和技术只是最基本的东西，关键比得还是脑子和意志力，最多再加上一点运气。
有时候，他甚至会指挥教练如何布置战术，实在过分了，教练便会大吼：现在我是绝对权威，你要听我的！但教练还是喜欢他的，因为他的确有想法。在一场校际比赛中，他组织起一次绝妙的进攻，事后教练问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打法？他不无得意地说：因为他下围棋，从五岁开始。
那时的他尽情享受拼杀，总是过分自信，根本不相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他喜欢开赛之前的那个瞬间，和队友们站在一起，许多支球杆交叠，大声地喊：Who’s better than we are？No one！
他以为，身边这些都是他的朋友。
25
圣诞节假期之后，AP学院冰球队与波士顿当地一所公立学校打了一场比赛。虽然只是普通校际比赛，但因为两队正在争夺一个参加全美高中生联赛的席位，所以任何一次对阵都很较真儿。
那天AP是客场作战，公立学校没有自己的冰球馆，赛场就选在一个社区体育中心里。观众席坐的很满，既有对战双方学校的学生，也有参赛球员的家长。程致研和吴世杰都没有家人在场，只有吴世杰读九年级的小女朋友拿着一部手持式摄影机，带着几个中国妞儿在场边替他们呐喊助威。
第一局AP学院比分落后，第二局又以两个进球反超。其中一个是程致研打进的，另一个也是由他助攻，那支公立学校的队伍作风彪悍，立刻以他为目标，严防死守。几次正面遭遇之后，双方队员都频频出现违规动作，冲突一触即发。
第二局结束，十五分钟休息，AP的队员士气高涨，在场边听教练布置战术，喝了一点水，处理了一下伤口，又再上场。
第三局，比赛陷入焦灼。开场五分钟，吴世杰横杆阻挡犯规，被裁判处以两分钟小罚，坐进受罚席，他的小女朋友挤到场边，隔着防护网跟他说话，他火气很大，让她离他远点。
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惊叫，吴世杰回头再看场上，已经出事了。对方一名球员在中线处突然加速，用球杆将程致研推倒，而后猛地撞向界墙。谁都能看出来那一下撞得不轻，虽然这种冲撞在高速的冰球比赛中并不罕见，但奇怪的是程致研并没有马上爬起来，只是用手里的球杆无力地阻挡了一下。
裁判随即吹响了哨子，示意对方边线界墙三米内冲撞，处以五分钟大罚，但场上的局势却没有因此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双方球员都朝出事的地方聚过去，很快乱作一团，每个人手里都握有碳素纤维的“凶器”，就连裁判过去劝架，也险些被打。
在场边的人看来，失控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边线裁判、记分员和两队教练尚且茫然无措，吴世杰就撞开受罚席的门，连滚带爬的冲进混战的人群，把已经失去意识的程致研拖了出来。他眼睛半开半闭，头盔不知所踪，脸上头上看不清有几处伤口，殷红的鲜血涌出来，沾染了黑色球衣和赛场上澄白的冰面。
比赛中止，校医跑进来做了急救，随后救护车来了，把他送进医院，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当天夜里又被转去了另一家医院，做了一场大手术。手术之后，他没有醒过来，医生们数遍了所有后遗症和并发症，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便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段经历，程致研总是觉得，昏迷中的自己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记得有一双手一次又一次的抚过他的脸颊，记得有人握着他的手，温热的泪滴落在他的手背上，记得ICU病房外面隐约传来争吵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隔着重重的水幕——
“我不要听百分比，他必须活下去，必须醒过来！”
“我不相信什么意外！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
……
三天之后，那一层层浸淫着他的漫漫无边的水终于退了，他在清晨醒来，发现真的有一个人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个人就是陆玺文。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憔悴，身上搭着一条灰色开司米披肩，斜靠在折椅上，眼睛里布满血丝。
他慢慢转过头，对她说：“妈妈，我没事。”
他的确没事，到底是年轻，身体底子也好，只做了六个礼拜复健，就行动自如了。医生最担心的记忆损失也没出现，他什么都记得，唯有一件事例外，他不记得有多久没这样叫过她了，妈妈。
26
陆玺文人生的头十八年，跟那个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住在逼仄的小房子里，有两个或以上的兄弟姐妹，从小到大都是放养的，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去争，哪怕只是雨天的一把伞，或是饭桌上的一块肉。
就这样长到十八岁，陆玺文终于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小步，她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继而又认识了一个条件很好的男朋友。
此男名叫程怀谷，其父在陆玺文念书的那间大学里教古代汉语，所以家就在校园旁边。他比陆玺文大两岁，高中毕业之后一直赋闲，既没工作，也没上学，只是在家补习英文，隔三差五的到大学里去玩玩，表面上看起来和其他学生无异。陆玺文在学校里交游甚广，两人见过几次，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
至于是谁先看上谁，为什么看上的，因为年代久远，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陆玺文并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美女，她排球打得很不错，身材比一般女孩子高大，五官娇好，但眉目间带着英气。相比之下，程怀谷倒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跳舞唱歌他是会的，打球从来就不去。之所以说他条件很好，只是因为程家是正宗的书香门第，而且有颇为深厚的海外关系，程怀谷的曾祖父以及所有远堂亲戚都在美国，他自己迟早也是要出国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谁都不会觉得这个无业青年配不上在名牌大学念书的女学生，反倒觉得陆玺文挺走运的，搭上了一条出国的捷径。
果然，她的宝押的没错，两人交往半年之后，程怀谷拿到了经济担保和俄亥俄州一间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陆玺文二十，程怀谷二十二，刚好满法定结婚年龄。在程家人的默许，和陆家人的热烈拥簇之下，陆玺文退了学，赶在程怀谷签证办下来之前，和他领了结婚证书。
这场联姻背后有着太多源自于不同立场的考量，陆玺文的算盘自不用去说，程怀谷作为一个新婚的青年男子，也更容易证明自己没有移民倾向，更狗血的是，到了他真正坐在签证官面前的那天，他刚刚知道妻子怀孕了。
就这样，程怀谷很顺利地拿到了签证，飞赴美国。数月之后，陆玺文在上海生下一个体重七斤二两，身长五十三公分的男婴。她按照旧俗，坐了三十天的月子，摆过满月酒，就开始申请去美国陪读，那个襁褓中的小孩又成了她面签时最好的道具。签证官是个中年妇女，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百分之一百的相信面前这个年方二十一岁的女人只是想去看看在大洋彼岸的苦读的丈夫，小孩周岁之前肯定是会回上海的。
于是，陆玺文又走出了与众不同的另一步，她去了美国，并且在仅仅七个月之后，就与程怀谷协议离婚了。
多年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试图从她成为Lady W之前的那十几年里挖出些什么，他们问得越多看得越多，就越觉得这个女人本来就不是池中之物，她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铺展一个巍巍泱泱的棋局，她注定会成就一番事业，而她身边的人只能在她身后看着她一骑绝尘。
没人能否认她的卓然孑立，她之所以受人诟病，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她经历的每一次转机都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的男人。程怀谷给了她出国的机会，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某位教授又给了她一个永久居民身份。她花了四年时间，结了、又离了第二次婚，其间拿到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同年，她离开哥伦布市，在纽约找了份工作，彻底改头换面，开始像一个独立的美国女人那样生活。
那一年，程怀谷也已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生涯，在哥伦布市一间体育用品商店做应付会计，拿极其普通的薪水，过极其普通的日子，最大的远景不过是考AICPA，再换一份薪水稍好些的工作。
那一年，他们留在上海的那个婴儿已年满五岁，程教授也已经退休。祖孙二人来到美国投奔程怀谷，在哥伦布市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