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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都城中还有大量流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多从事修理加工等较小的行业，如修鞋补帽、洗毡淘井等。南宋临安的个体工匠行当极多，包括剪花、糊刷、做篮、穿珠，做香袋、风筝，做烟火、泥人、面具等等，每一行业都有几十人。
都城是全国商品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顺应这一需要，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相当发达。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品荟萃集中之处。从价值连城的西域珍宝到日用杂物，无所不有。东市有220行，分别出售某类商品。据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货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商店和货物之多。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绢行、秤行、帛行、麸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要繁盛。东西两市的店肆应不下万家，从商人员至少数万人。
唐宋之际，都城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成“行”和“市”，使得长安沿河近桥或城门口的内外，出现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酒楼和茶坊也获得发展，逐渐形成以二者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东市和西市。随着旧“市”的瓦解和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开封城取消封闭式的坊墙，城市商业活动不受市界、坊界和时间的限制，更加繁荣。
北宋时，进入开封的外地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帛、煤炭等生活资料，奢侈品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不只是为城中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主要是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此外，一部分外地商品经此再转运北方、西北和浙江、江西等地。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上，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都有商业活动。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当时最大的酒楼名白矾楼，在里面喝酒的常有上千人。时人赋诗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矾）楼。”（刘子军《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纪事》）由于饮食网点多，服务周到，以致相当一部分百姓往往只于食店买饮食吃，而不是自己烧饭菜。唐代长安只有“市”上有书肆，而北宋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古玩的场所，在相国寺的东门大街也设有许多书铺，书店业也成立行市，称“文字行”。
商业活动除了白天进行，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从入夜开始，至三更尽或四更鼓罢结束，但最热闹的地方和中秋节之夜，则通宵不绝。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高利贷资本主要经营典当业，称之为质库，当时开封城内的富商大贾、官府、寺院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明代初期曾在北京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带兴修几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称之为“廊房”，以鼓励发展工商业。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棋盘街，百货云集，最为热闹，行人摩肩接踵，终日喧闹不已。城内还有米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羊市、果子市等行业集市。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等寺庙，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了物资交流的中心。东华门外的灯市，是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日上元放灯的地方。每逢放灯日期，白天为市，晚上放灯，二里长街，店铺林立，全国各省的商人皆在此经销本地的商品。
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都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一般在开国初年京畿人口稀少、经济残破时，统治者都要采取某些减免赋税的措施，招徕人口到这一带垦种。在某些朝代，都城所在地区还是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白渠、漕渠、六辅渠和成国渠等许多渠道，加上原有的郑国渠，基本上形成浇灌关中平原农田的水利网，促进了京师农业的发展。此外，某些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是首先在首都所在地区推广使用的。汉代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这一用力少而收获多的耕作技术，便首先在长安附近开始推行。
古代在都城周围往往要建立一系列城镇，对都城的繁华起烘云托月的作用。这些都城周围的城市及其外围地带，在行政上大多归首都管辖。例如，西汉定都长安，划京兆尹12县为直辖区。京兆尹外又有左冯翊、右扶凤两个郡级单位，构成拱卫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地区，起到稳定首都政治、经济的作用。
古代都城，主要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城内外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都城大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外地提供。全国各地不仅要向中央贡献珍鲜异物、土特名产，交赋纳税，还需要将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到都城，这就要求首都有一个伸向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因此，各朝代往往都将都城建成全国交通中心。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开辟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东达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临洮，北出今内蒙古河套和河北北部，南到今广州一带，并和其他大小道路衔接，构成以首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汉唐继承了这一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完善，其西面一直通向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开封的水陆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交通中心。汉唐的长安、元明清的北京都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
水路交通往往比陆路交通更为重要，首都所需的大量物资主要依赖航运。为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将首都与全国水路交通网沟通。汉唐定都长安，在关中开凿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阳，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南通今杭州，北达今北京，西经黄河可达长安。此后，大运河就成了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元代都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而漕粮和物资依赖于南方，为改变南粮北运的困难状况，元世祖期间修成南起杭州北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明清继都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京杭大运河达于极盛，直至清末才趋于衰败。
第十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文化
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各类专科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文人秀士荟萃，各类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多汇集这里，文学艺术繁荣，文化生活比其他城市丰富，古代重要的科技成果不少产生于此。
古代的教育事业分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办的私学两种。官府设学，在秦以前已有，不过当时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人数也比较少。西汉武帝时，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完善，在首都设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唐代除设太学外，还在首都设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专科学校，通常有学生二三千人，上设国子监进行管辖。此后，历代在首都皆设国子监和各类专门学校。
此外，都城还有地方办的州县学，以及民间设立的，称作家塾、会馆、书会等教育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南宋的临安甚至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私学，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历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时代各国选用官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军功”，即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另一条则是“养士”，即把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的身边。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除了国王，一些国家的大贵族，例如齐国孟尝君和楚国春申君，也都养了一大批士，这些贵族有的住在都城，也有的不住在都城，但都城无疑是士最集中的地方。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