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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16 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9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20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21 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22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3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4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31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33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4 荀子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5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36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