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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所整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无法忍耐，使得伯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东南的计划。
伯颜知道他的大汗无法容忍赵昰威胁到他的“腹里”，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样无法容忍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挑战到家门口，并且他还不能说忽必烈的盘算没有针对性。
因为宋元在荆襄的对峙，于事实上对双方都形成了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东南之地取胜，谁就会先腾出手来。反过来，失利的一方势必在荆襄地区陷入独木难支的不利境地。
但伯颜是真的没有想到，二次领军南下的他，在灵璧遇到了一个“钉子”。
事实上，无论在宋、在元、还是曾经的大金，灵璧都属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城。所以在忽必烈和伯颜原本的计议中，元军将迅速拿下此地，扫清障碍，越过淮水南下。可恰恰就是这个小城，却“钉”住了元军南下的步伐。
（后世史书对此的记载是：“景炎十六年灵璧之困，北兵虽历时四月有余，未能寸进。”）
对所有参与过灵璧之战的元军将领来说，灵璧城防给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它已得到整饬的城墙，而是城外两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以及密密麻麻散布在地表上的、形如鹿角的凸起障碍物。
在这个时代的攻城战中，攻城方首要的一点便是快速接近城下，如此才能对城上之人形成威胁，并进而打破更重要的城墙防守。
而“狡诈”的对手显然非常了解这点，所以他不仅不惜费力地多挖了一道护城河，尽可能多地设置了障碍，且还将这两道护城的堑壕全都置于自己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
更让元军没有想到的是，在灵璧的周边范围内，所有的百姓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此就造成了元军仅仅是填壕，也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价。
当时的他们、包括伯颜肯定不知道，后世的史书对此同样有记载：
“（刘）师勇禀宋主，伯颜其人，极为狠毒，每攻城常役百姓为前驱，故常州为其所下，实不可不查也。”
伯颜并不畏惧攻城，就像他当年曾力克刘师勇守卫的常州城。但当灵璧拖住了他大军的脚步，使得己方丧失了南下的突然性，并且攻城还遭受了出乎预料的损失后，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原先的计划了。
这时候，“打援”就成为他的选择。
只要击破援军，无论灵璧是否难以攻下，它终将在围困中陷落。并且围点打援不仅更能发挥蒙古骑兵野战的长处，同样能重创东南的宋军，以后仍可以继续南下。
只不过这样做并不符合忽必烈当初的愿望，所以伯颜的心中有着些许的迟疑。但是，和董士选的对答最终让他定下了决心。
伯颜随后除拟了一道密奏报往了大都，同时向所有将领下达了一个简短的指令：
“筑围，困城。”
攻城方在这时代外围所筑的高垒，既可以阻止守城方弃城逃窜，同时也起到隔绝城内守军与可能到来援军呼应的作用。
伯颜已经在为即将的打援做准备，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有人正到处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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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放弃了守城战，不过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是二战期间少有的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城市保卫战之一。当时的中国一万七千守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对抗的是拥有重炮的十万日军。双方的力量悬殊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人在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攻城之后，就再也打不动了。而守军所凭借的，主要就是手榴弹。
所以在书中所处的时代，如果真有手榴弹，只要有顽强意志，守下来并不是多大问题。
二战中最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当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不过衡阳保卫战的可贵之处，是它与前两者相比，完全没有来援。从这个角度说，它略有点遗憾的结局，责任并不在当时的军人，而是上层了，否则必将成为极其经典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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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0九章 出鞘 下
广州。
张世杰、刘师勇、茅湘、高桂将陛下迎进了兵部。某人一入作战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眼下情况如何？”
高桂急忙回话：
“禀告陛下，军情司已传来最新消息，伯颜一直没有回大都，其帅旗仍在和林。他们所查探到的，是董士选前段时间率军离开了大都。军情司随后已进行了追踪，据查，其一路南下，可以肯定是去了徐州。”
“东南都督府苏刘义再度急报，自北兵将灵璧围困后，现已无法和凌震等人联系。北兵势大，灵璧亟待救援。”
“襄阳当面之敌的情况是，他们除了征集了粮草，兵马均已集结，似有即将采取行动的迹象。”
“此外，今日刚刚收到文相的传书，川中之敌也已有所行动，正向重庆府逼近。”
高桂一口气将所有情况说完，随后和张世杰、刘师勇等人相互看了一眼。他们的眼中均有犹疑之色。
火已经处处被点着了，但到底最关键的燃点在什么地方呢？
某人的眉头顿时皱起。在想了一会后，他忽然怔了怔，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们说，自景炎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宋帝国兵部参谋院在给军情司的指令当中，主要强调了一条：务必关注和林战后伯颜此人的动向。
这个指令完全出自于某人的馊主意，因为在“聪明”的他看来：如果伯颜开始动了，也就意味着北元要动手了；并且伯颜到了哪里，还意味着北元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更不幸的是，他的这个看法还得到了参谋院所有人的认可。
参谋院众人的认可，自然也并非全是在逢迎“上意”。伯颜当年给大宋带来的苦头，兵部参谋院、乃至行朝的绝大部分人，恐怕一辈子也难忘记。
但和林战后，伯颜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一直待在哪里。宋帝国这边的众人就此认为：北元内乱新定，仍需伯颜在草原上震慑。
而就当所有人认为烽火不会马上到来时，景炎十六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开春后不久，元军突然出现在灵璧附近。
这其实是原本早已预料到的事，无论是身在灵璧的凌震、翟国秀、刘俊等人，还是兵部和东南都督府的苏刘义，都没有太大的吃惊。
关键在于，元军对灵璧的攻击，仅仅是他们要夺回灵璧的一个孤立行动？还是意味着他们大规模南下的开始？如果这就是他们南下的开始，又是否是他们的主要进攻方向？
在做出应对之前，弄清楚这些事绝对不是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战争中的佯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要太多。
参谋院众人迟疑、没有当即决断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和伯颜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他们同样认为，如果把东南宋军的行动看作是柄旋转的锤，那么荆襄就是转动这柄锤的轴。假如轴断了，锤也就落了地。所以，无论如何，在宋军的整体部署上，荆襄是绝对不容有失的。这正是某人当初将最强的江淮军放在哪里的原因。
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现在也认为，北元并无从川中、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全面向大宋开战的实力，只会在一个、最多两个主要方向上，向大宋发起进攻。
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尽管荆襄和两淮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但更侧重的，仍然是襄阳方向。
所以，参谋院的众人迫切希望在决断之前，军情司能够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消息，尤其是伯颜的动向。可杜浒传回来的情况，却始终是伯颜仍在和林，并没有离开。而各地的元军随后也均有了动作，这就给所有人造成了困惑。
但是，听了今天新近传来的这些消息，某人心里已经有点不好的感觉：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很有可能已经被老忽“忽悠”了一把。
因为别人或许不清楚，他多少还知道点，过去北元汉军三大“世家”中的董家，与张家、史家最大的不同，不是他们自己曾经有多少私兵，而是他们所领的，是忽必烈身边的侍卫亲军。
这个“侍卫亲军”的前身，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四怯薛”。“怯薛”相当于“宿卫”，其职责就是护卫蒙古帝国大汉本人。当时分掌“四怯薛”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四杰”：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和博尔术。
忽必烈上位后，改“怯薛”为“侍卫亲军”，分“五卫”。其中右侍卫亲军首任都指挥使，就是董文炳。
“侍卫亲军”对蒙古帝国大汗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忽必烈当政其间，只有一人曾经被授命得到过他们的指挥权，这人就是当初领军南下灭宋的伯颜。董文炳当时就率军在其麾下。
那么，如果现在忽必烈的侍卫亲军再次出动，而且是在老忽没有亲征的情况下，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