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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的“饥饿”，是由于蒙古人打掉了他们的辎重；而“寒冷”则并不能全归于天气等外部因素。当时已经是冬季，天一下雪，金兵就被冻僵，除了“饥饿”雪上加霜外，他们于防寒保暖上存在严重的不足，这并不难推断。
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以及后世国家战时的做法，他接着又定下限制棉、麻、毛、布帛等物资流出的战时之制。
但客观地来讲，其实这些措施仍然不够，因为从时代的角度来衡量，制作衣服的材料、无论棉、毛、还是麻等等，相对需求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他才对杜浒和军情司在北方的行动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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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总体情况来看，由于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是粮食、就是穿衣上，我们这个东亚之国过去在很多时候都存在相当的不足。并且这种不足，随着人口的膨胀，越来越严重；因为历朝历代所处的“当时”，就没有那么多的耕地可以用于种棉、麻等，来满足天下人穿衣所需。
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名句，流传千古，在历代有识之士中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它是对世情的真实写照。
后世共和国解决穿衣这个问题，早期采取的是配给制、即“布票”的做法，而最终的解决，是在石化工业发展（即金山等石化企业投产）、所谓的“化纤”大量出现之后，方才满足了国人的穿衣所需。
棉花被引进这个东亚之国后，其种植逐渐蔓延到江南、甚至是岭南，但麻烦在于江南、岭南相对更湿润的气候，使得棉花在生长的过程中极易发生病虫害，故此总体产出始终一般。
（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棉农依然非常辛苦，栽培采摘不提，棉花生长期间，他们更要经常地在棉田里打农药，才能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并且棉花作物本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亩产极低。
因此，假如您处于中古时代的战时期间，不仅要控制棉、麻、毛等物资，尽可能地收集它们更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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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人的盘算中，设立松江郡是杜浒军情司在北方行动的后续一环。因为至少在另一个时空中上过地理课的他知道，松江、即后世的上海，它在地理上的独特优势就是：它不仅处于这个东亚之国漫长海岸线的中部，并且到东亚其它主要港口的距离大致还是差不多的；此外更由于有长江水道的存在，货物从松江相对要更便利地抵达广大的内陆地区。这其实就是上海在海洋贸易时代赢得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
松江在地理上还有一个要点是，它靠近两淮，而两淮地区又是帝国重要的产棉区之一，这是后世长三角地区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从上述这些来考虑，杜浒和军情司在北方招揽的流民、采办的物资，显然在松江地区接收要比再到广州、甚至是眼下大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方便。
并且如能再就地组织生产，日后更利于转运到前方，至少沿江、沿运河一线的军中。
一句话，在掌握了水面的条件下，所谓的松江郡将成一个宋帝国人员、生产和物资的转运中心。
故此，某人不仅找来了急需的专业人才黄道婆，且把大宋原本并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县、华亭，直接升格到了“郡”。
当初黄道婆想回自己的家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实正中某人的下怀，所以他才既极力劝说黄道婆办厂、又“圣恩浩荡”地给予了大力支持。
而许夫人被任命为松江郡守，仍然是出自于上述的考虑。由于家族的背景，许夫人首先对物资的接收和转运很熟悉；这个背景还有助于她管理或治理像松江这样的、未来商业化的城市；更何况她绝对忠于帝国。
某人更从军情司传回的消息中嗅出了某种危险的临近。他的这个“敏锐”，依据的主要是北元军力和伯颜这个人的大致动向，以及他所具有的历史知识。
因为尽管杜浒和他的军情司不太可能获取核心的、比如确切的军力分布等机密，但北元在西北方向始终驻有重兵还是不难查探到的。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东打心眼里就不认为海都的那帮人会是伯颜的对手，他更认为，只要老忽向伯颜真正放权，海都只会比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败亡的更快。尤其是在有他这个“冒出来的蝴蝶”扇动翅膀的情况下。
因此，为了抢时间，他极力督促行朝所有的人推行新政，加快各项举措的实施，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准备。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所以他认为于此时将许夫人招回行朝并不合适，毕竟所谓的松江郡仍属于草创阶段。但他的“无情”难免就要让有些人误解了。
拉着许皇后手的东，此时内心里真有一丝歉疚感，如果没有战争，他决不会这样不近人情。但在战争降临之时，有些事情也许就真的成了一种奢望。因为还有一件事，它叫职责。
只不过就算他也不知道的是，伯颜已开始率军向和林附近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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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0二章附录
这个附录是早先想写的，写了一半，懒了懒，就放了下来，现在觉得放到这里挺合适，于是又捡了起来。
先说几件亲身经历之事。
这第一件事，是在大约2000年左右，曾经接待了一个香港商人。那个时候上海浦东刚开发，饭桌上闲聊，这个商人就认为，上海将是香港以后最大的竞争威胁。
另一件是三年多之前到广州出差，乘出租车的经历。
私家车对现在的兄弟们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出行多打打“的士”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塞车时代”，有时候省钱省事不说，还能和司机侃一侃，多少知道点各地的风土人情。
（古人曾讲过如何了解民意，那就是多听听“贩夫走卒之言”。玩笑话哈，可不是对有些兄弟不敬。）
因为到宾馆的路有点长，加上又是下班的高峰期，堵车严重，所以就和司机多聊了一会。印象最深的，是说着说着（好像是由观光、购物上），话题就转到了香港，而这位司机大哥当即就表达了对香港人的不满。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广州人去了香港，他们竟然也称我是‘表叔来了’”。
（广东话在下了解不多，但大概还知道，这个“表叔”的称乎不咋滴。）
随后他很是不屑地撇了撇嘴：“其实过去是他们到广州，我们称他们表叔来了。”
至于最后一个，就是大概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立国初期，个人往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讲这三件事，是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关联性。
可以肯定地说，在共和国的立国之初，香港不仅无法与过去的“东方明珠”上海比，连广州也不如。
中国以前的城市能被称之为“大”的，只有一个“大上海”。老话中还有，“雾重庆，雨桂林，夜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繁华。
香港是在1840年被英国强占的，这就说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成效其实并不咋样。
甚至在共和国立国之初，有些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已经跑到了香港，结果又跑了回来，原因有两点：一个香港和上海相比太差，另一个和当地人语言上难以沟通。
很多香港商人都清楚，在过去的海洋贸易时代，上海能成为亚洲金融、贸易中心，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这点根本是香港所无法相比的。
当时的外国资本（包括英资）进入中国，主要是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你比如说以前汇丰银行，它的亚洲总部就设在上海。
资本是逐利的，英国自己的资本都往上海跑，由此可以想见其它。
那么香港是如何后来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就是有了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这个东亚之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对决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流人士”、包括工商业人士逃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及和黄金挂钩的美元。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二战刚结束、黄金仍是货币发行的基础、各地资金均十分短缺的背景下，它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民间发展资金。
其次就是由共和国立国这个“天时”所带来的“地利”。这又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上海失去了亚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就是香港被共和国的开国者们刻意地保留，充当了共和国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或“桥梁”角色，这就给它带来了“地利”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后人现在其实无需什么内幕就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共和国“无法无天”的开国者们既然敢于收回租界，甚至在长江上向英**舰开炮，他们当然不会在乎再多个香港。将香港留下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之步骤。
其目的，大约既是为了保持一个和西方交流的“通道”，同时也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留有一个能够私下里直接沟通的“桥梁”。
另一个“澳门”怕是被掩人耳目地当作了一个陪衬，或者是当作了一个“备份”。
后面有许多已发生的事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乒乓外交”中的美国运动员访华，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香港进入内地。
而两岸之间私下里通过香港的信息沟通和人员往来，更足以给人以想象。这实际上都不需要什么披露，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集团，表面上斗归斗，私下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四个字，“盘根错节”。
香港的这种“通道”或“桥梁”角色还反映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