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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大明当然不能说没有受元代的影响，但它也不是对元代、甚至是大宋的做法进行了照搬。
明代在军事上的一个特色，是于各地设立了“卫所”。这个举措在后世也是能看到些许影子的。比如二十世纪中期的大对决当中，双方的什么“绥靖区”、“军分区”等等。
此外，朱元璋的还有些做法，从时代来看非常超前。比如对于他的“大明律”，他就弄过他的“普法宣传”，唯恐天下百姓不知。
就是过去戏文里的“击鼓鸣冤”，实际也是他所发明。且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听到鼓声，他立马就起身“接见”。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能告官。
朱元璋其实是历史上少有的贫民皇帝，甚至他连平民都算不上。正因为他自己过去苦日子过多了，所以在官员的俸禄上，“抠门”的他所定的，是历代中最低的。
为了他老朱家的大明能统治天下，朱元璋的确在有些方面“贼狠”，甚至在许多人的笔下，他的“残暴”与“始皇帝”绝对有得一拼，可他的“狠”和“残暴”，却并没有像秦代那样激起天下的民变。
出身于贫民、曾经作为“暴民”一分子的老朱，实在是太了解元末所谓“民变”真正的原因了，所以他的有些举措与前代相比，才显得如此“另类”。只不过后来的明代皇帝，显然没有体会他当初有些规制真正的用意。
满清入主中原，其实幸运的成分要比元代更多。因为明末无论是在内政、还是社会的精英层面上，远不如宋末。
内忧全都存在，但明末有着宋末所没有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并且当王朝即将倾覆之时，宋代仍有数十万军民、其中有相当部分士大夫以死相随，明末则差得太多了。
而从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所有的游牧民族其实已经在开始走下坡路；并且此后，他们曾经的风光再也没有出现。
造成这个趋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凭仗称雄欧亚大陆的利器、快马和弓箭，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遇到了真正的克星―火器。
马快，箭更快，可是到了火器时代，它们再快也快不过火器发射的枪弹，更不要说还有打击距离和威力上的差距，哪怕是仍然相对简陋的火器。
康熙平定葛尔丹，就使用了明代留下来的红衣大炮。
但是，作为游牧民族一部分的满人，总体保守的他们当时却依然沉迷于骑射辉煌的过去，这是清代在体制上罕有什么新意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要面对的，是这个古老帝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就更不是保守的他们所能应对的了。
（这样说并不是在有意贬低满族，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所有游牧民族都罕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客观地说，在满清的历代皇帝中，少有十分昏庸之辈。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入主中原，既是当时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也是我们这个东亚之国的不幸。
民国成立之后，虽然这个东亚之国在体制、许多做法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可并非没有继承，如省级行政单位的保留。
这种承继和革新，也反映在共和国立国的初期。记得曾经看到过，预算这个做法就是民国时期引进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用好。
又比如后世引起争议的公有化、配给制等等，其实只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全有着某种必然。
因为民国后期可怕的物价飞涨情景就在不远，任何经历过它的人，都不可能不为之不寒而粟。那么，消除掉这个恐怖的局面，就会成为历史中的一段矫枉，为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可。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以往行为或活动的一种记录。人类是在繁衍的，各种行为或活动是在继续着的，所以历史自有它的延续性。并且越是漫长的历史，就越能看出这种延续性。
但人类的行为或活动又是在不断修正的，在人类的社会里，尽管多有保留，却也并不存在着完全固定不变的行为方式和方法。
所以，历史必须要联系起来看，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前因后果，看出其中的延续和匡正，割断就毫无意义。
在这点上，在下极为敬佩慧目如炬的钱穆老先生。建议兄弟们看看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的所说，具体在此就不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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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说的“三百六十行”的“行”，起自唐代，兴于宋代。它实际上是后世各国商会等等之类的鼻祖。
唐宋无疑是我们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它们的经济、甚至直接就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均达到了其所在时代的高峰。唐代的“两市”、宋代的“厢坊制”，之所以能够前无古人的出现，其原因就在此。
“行”或“行会”在此时出现和形成，仍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分工愈加细化所导致。
从另一个角度说，它的出现，其实还是当时中国经济远超其它地区的又一佐证，因为欧洲出现类似的行业组织是n多年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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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0一章 先见之明
大都，皇宫。
偏殿里的忽必烈正看着奏章，这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安童和叶李两个人。
老忽很快就浏览完了奏章，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出声，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见他如此，安童和叶李都没有说话。
殿堂内很安静，可这种安静没有持续多久就又被忽必烈打破。
“国债和钞行，在朝廷中如何归制为宜？”
安童和叶李迅即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由安童回道：
“臣与叶李计议了一下，朝廷可效仿琼州，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如陛下觉得不妥，则可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财政司，以求事权之专。”
忽必烈看了看安童，又看了看叶李，微微颔了颔首，淡淡地说道：
“财部之设暂且搁置，还是财政司较佳。”
叶李立刻开口：
“陛下圣明。”
老忽的手指在他的御案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接着说道：
“既然这个财政司的职事已定，其它的就由尚书省来处理吧。”
听了大汗所言，安童怔了怔，叶李则长出了一口气。
北元帝国于至元二十七年（宋景炎十五年），在朝政上实施的最重要举措，无疑就是所谓的“国债”和“钞行”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大肆渲染，但在忽必烈的关注下，私下里安童和叶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忽必烈对此事的重视，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叶李这个“高参”、也没有外人给他讲述无耻的“圈钱”伟论，他也不难意识到，让天下人把钱“借”给朝廷、或“存”在朝廷的“钞行”里，对他的大元朝意味着什么。
故此，他不仅异乎寻常地没有让包括桑哥在内的任何人插手，把整个事情全权授予了安童和叶李，就是相关的商议，也多限于他们三人之间。
而安童受任后，则更为此事倾尽了所有心血。
过去的安童之所以对阿合马、卢世荣、包括桑哥反感，是他认为，这些人所实施的举措，多数仍不过是在搜刮、掠民之财。但他的尴尬就在于，他反对也好、反感也罢，作为当朝的丞相，他自己对朝廷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相应的解决之道。
然而，琼州的做法打开了他的眼界。
朝廷国用不足，可以向民“借”，只不过要还民以“利”；如此，朝廷从中得其便，民也可就此得其利。
在安童的看法里，相比那个“死胖子”和什么“卢居士”、包括桑哥或明或暗地把钱财“掠来”，琼州的做法真的不能不说两全其美，也更令人称道。
作为一个深受汉家文化影响、且得到过“正统士林教育”的儒门子弟，安童本就对士大夫之流向而往之，而琼州的做法恰恰又是由过去南宋的士大夫们所创立，他潜意识里面的倾向性可以说早已就存在。更何况上述两策一旦实施成功，不仅可以舒缓朝廷的困境，而且还意味着他重掌朝廷中的事权，不再成为某种摆设的角色。因此，无论是从“公”、还是“私”的角度来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童除了遵照大汗旨意命属下继续查证琼州在行的各种做法、收集那个所谓的“大宋邸报”外，还曾特别指令：对琼州的“宝行”和“国债”，务必时刻要留意，一旦其中有任何消息或情况，均不得遗漏，第一时间报送大都。他自己更亲自与叶李等人反复琢磨、梳理琼州在宝行、国债上的各个细节。
但客观地说，安童在此事上的最大助力、就如同当初的桑哥，是有叶李这个“高参”。因为固然安童在用心，而叶李私下里也没少花心思。
叶李这个人是有才的，而且他还属于那种具有实用之学的才子，这是他无论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在这里，均为忽必烈所看重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南宋投靠北元的众多官员中，真正为忽必烈所看重、乃至重用的，实际上就一个叶李。其他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散官”、所谓的“江南遗逸”闲人罢了。
不过正因为所谓“江南遗逸”的身份，叶李在许多事上就很谨慎，考虑的也远比安童要更细致。
叶李对安童的提点，主要在两个事情上。
一个是“国债”和“钞行”归属，也就是它们由朝廷的哪个衙门来管辖。这也是忽必烈交代他们所要筹划的事之一。
从已经打探出来的消息来看，琼州的做法是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安童就此认为，北元朝廷理应照搬。
但叶李认为不妥，因为按照这个做法，过去的户部势必要纳入到新设立到财部之中，这就就意味着要剥夺桑哥之权。而叶李根本不作此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