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粤⒁馐丁⑵聘林鄣拿跋站瘛⒂煊碌慕【瘛⒒榛畹挠Ρ淠芰Α⒚鞑烨锖恋脑ぜ芰σ约叭思使叵荡κ酪帐醯鹊龋庑┒际俏颐谴车掠狈虮冉媳∪醯摹�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样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种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然而，我却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同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学生读写》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