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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不是柏老您提出来的，而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只是当时提得比较理论性，文章不那么普及。恰好去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现，它的简易明了和通俗性很快地被接受，连一些上层搞宣传、文化和编辑出版工作的，也都喜欢，都争着出书，所以搞得各地方翻版、盗印的无数，整个「柏杨热」就这样一下子起来了。中共的革命元老总想以爱国主义来凝聚人民的向心力，「全盘西化」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丑陋的中国人》的说法自然被认为是对大陆要用来统治人民的意识形态产生威胁。所以这次批柏杨，主要还是针对方励之和整个中、青年一代的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是为了中共本身统治，而不是针对柏老您个人。
柏杨：会不会对台湾的态度也跟着改变？
李怡：我想不会，中共是把统战和对内宣传教育分开的。虽然这两个东西照我们外面的人来看是不能分开的。
：我在大陆还有家人，所以比较担心。
李怡：我想不会影响到家人。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批评邓丽君，禁她的歌。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社又请邓丽君的姑婆出来，特别招待她，完全是两套。所以只要你在台湾和海外还有影响力，不但不会有事，甚至还有可能故意讨好一下你的家人，来说明它对台湾的政策的宽大。
大陆目前的情况很妙，为了统战，什么事都可以做，居然连卓长仁的妹妹都优待她上大学，以示宽大。当时我看到这则新闻还愣了一下，就好像中共已经完全忘记卓长仁是谁似的，只知道他现在在台湾很有名。胡娜也是一样。当然，这些统战宣传不是对内的，这叫内外有别。
柏杨：从某个角度来看，共产党这招蛮厉害的，厉害得使人觉得有些害怕，甚至全身发冷。
李怡：这表示你看透了。胡娜和卓长仁的情形在他们来说比你柏老要严重得多了，那是叛变呀！所以你大可放心。
柏杨：家人虽然不会有问题，但书总不能再出了吧！
李怡：到目前为止，国内总共出了多少本？
柏杨：三、四十本总有。
李怡：这么多？那稿费有多少？
柏杨：有人说十几万，有人说几万，确实数字谁也不知道，于是乎只好自己做自己的白日梦，幻想着有很多钱。前几天我跟一些朋友偶然谈起，他们说如果把人民币折算，大概每本一千美金──这里说「大概」，因为谁也不清楚，谁也不懂到底怎么算，全是道听涂说，说了也不必负责任。──三、四十本合起来大概三、四万美金。
八四年在美国，几个朋友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建议。现在台湾的作家没有一个人敢公开领大陆的稿费，但我的想法是我愿意具名把我的稿费领出来，存入人民银行，然后在北京成立一个基金会，用这个钱来帮助大陆的青年作家，作为鼓励创作或出版之用。
李怡：你这个计划是不是已经正式向外界宣布了？
柏杨：不，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构想。
李怡：但是怎么领呢？去北京吗？
柏杨：那当然不成。我可以写个收据，委托人帮我办，只要中共愿意承诺这笔钱按我的意思去用，我就愿意具领。我想这对大陆年轻作家来说也有好处嘛！但是一些朋友说共产党的胸襟还没有大到能接受「柏杨文学奖金」的地步。
李怡：那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台湾的财政有困难他们可以资助，但是台湾要帮他，他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柏杨：没错，但现在我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了他！以前是他把烫手山芋抛给我们，搞得台湾的作家昏头胀脑，想领也不是，不领也不是，现在我把它抛回去，我愿意正式宣布，用这个钱在北京成立一个基金，把钱花在大陆上，看他们怎么反应！
李怡：这倒有意思，但是台湾政府方面不会有意见吗？
柏杨：如果有，我可以承当，顶多坐牢，那是我的事情，但北京敢不敢答应呢？
李怡：从道理上来说，是没理由拒绝的，但事情会怎么发展，只好看他了。谈谈另一个问题，你这次离开台湾，有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柏杨：提到这个问题，很有感慨。中国人的事就是一个「说不准学」，这学问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或不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是说不准。你能不能出国？当你认为没问题的时候它就有问题，而且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台湾现在说要沟通，不要走两极化，但是不走两极化就必须要有一个管道。你拚命在打我，我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得听到我的声音才成呀！否则你把我打得吱吱叫，又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不听我的声音，还越打越愉快，我当然也要咬你一口！
这次申请出国，张香华的出境证五天就下来了，我却完全没消息，没消息不打紧，连个询问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一面托旅行社问，另一面请朋友打听，结果各式各样的原因和谣言都有。有的说我曾经和中共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跳过舞──记得那天在爱荷华，聂华苓拍了那张相，还开玩笑地说：「哈！柏杨，你完蛋了，我有你跳舞的照片。」──但是跳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有的说我在美国和大陆的作家相处得不错，比方我叫谌容「女飞将」，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你见到大陆的作家，难道教我跟他们打架！另外，有的说前年底林希翎是到我家住了两天以后，才开始攻击国民党的，问题是她从来就没有在我家住过呀！有的说：「哎呀！你帮康宁祥助选了！」我火了，说：「我帮康宁祥助选有罪·！康宁祥现在却在美国，我为什么反而不能出去？」
我火大了，一口气把所有的原因都列出来，写了封信给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问它到底是哪个原因。然后把副本寄给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民进党主席江鹏坚……然后是台湾警备司令部……所有机关我通通寄一份，我说我以后每个礼拜写一封信，将来出一本《陈情书》。此外还要正式宣布领大陆的稿费自用，抗议不准我出境。
李怡：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柏杨：还是「说不准」。最后虽然是出来了，但危险得很，香港签证是到了香港才拿到的，总计仅出境证前后就折腾了四十五天，刚好是正常时间的九倍。
李怡：不过你刚才说的写信的办法，在台湾还可以，在大陆就不成了。
柏杨：台湾还是有它的阶段性的，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我坐牢那个时候就不行，一封信写出，人就不见了，谁敢去问原因？今天能够这么做，不是我勇敢，而是环境许可。
李怡：所以你觉得台湾近年在这方面算是比较进步？
柏杨：不只「算是」，而是确确实实地在进步。
李怡：中国人的社会一直是绝对不容许反对党存在的，你看台湾的反对党会不会长命？
柏杨：中国从来不允许反对党，是因为文化里面没有民主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革命革来革去，老革不出民主政治。洋人就有这个最高思想指导原则，比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等。中国现在也逐渐有这种观念，开始接受这个思想，所以反对党会一直存活下去。
李怡：你所谓的中国是说台湾？
柏杨：包括大陆与台湾。
李怡：但对民主的理解呢？
柏杨：大陆对民主的理解程度可能不够，但至少知道它是好的。洋人接受这种观念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中国不容易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另外一点，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些反对党，但那些反对党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的结合，是书生论政。民进党有草根性，来自于选民，这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台湾的民主不会倒退，更不会像大陆一样，正走得好好的，马上就跌了一跤，摔了下来。
李怡：区别在于你认为反对党是争来的，有一个民意基础，大陆还没这东西？
柏杨：大陆的民主自由是赏赐的，它不让你讲话的时候，你马上就不敢讲，大陆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嘴巴，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嘴巴。
在爱荷华的时候，大陆作家协会书记朱子奇曾经很奇怪地问我们：「你们都是从台湾来的，为什么讲话的内容都不一样？盼望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说这很简单，因为你们只有一张嘴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巴，都可以胡思乱想，所以不一样！对你们大陆，我只要听你一个人说话，就知道全国都在说什么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年杜威竞选美国总统失败，苏联就批评美国的民意测验不准，都是胡扯。盖洛普的发言人就说：这很简单，我们如果在俄国预测的话，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李怡：你对民进党前景的看法呢？
柏杨：有人攻击民进党，说他们一开始就闹内部问题，国民党还没砸你招牌，你就先把自己的招牌砸了。我认为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一个政党刚开始，就像一个小孩刚生下来一样，又脏又臭，再漂亮的女孩子，哪怕是倾国倾城，生下来的时候不就那样？所以这不能构成对它严厉批评的原因，应该给它一个公平的看法。如果只以初期的情况下定论，是蛮危险的。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给国民党一个公平的评价。对于台湾近年来的开放和转变，有些民进党人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党不得不让步，再不让步只有更坏的后果。这话虽然不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