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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拍成电影，由儿童文学家写成童话，作家写成小说、长诗、剧本，这才是中国青年立身的典型。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事，教育部为啥不设立一个林添祯奖学金，以鼓励行为上有卓异贡献的学生乎？
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各界对林先生的纪念和对遗属的救助，当然很热闹，不过怕的也就是这种一窝蜂，和官崽们那种喜欢放焰火的本性，过了几天，感情淡啦，焰火放完啦，林先生也被人忘啦。好人身后凄凉，是社会的丧钟，我们岂能忍住不言哉？
黄金梅女士是台北双园国民学堂的教习，也是被林添祯先生援救过的仕女之一，当她在林先生死难前两天，带着学生去野柳旅行时，她班上学生苏玉梅小妹妹不慎从仙履石上跌下大海，就在苏小妹跌下去的一刹那，黄金梅女士一把抓住。她既然无力抓牢，本来可以松手了事的，可是她并未松手，以致噗通一声，一齐下去。后来虽被救起来，但如果不是这位教习在骇风巨浪中把苏小妹妹紧紧抱住，早被卷到夏威夷去矣。
对于这位教习，台北只《民族晚报》登了一段新闻，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啥下文，假如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朋友，能动动尊腿，去学堂看看黄女士，也算差强人意。现任局长林清辉先生，官性正浓，往上看有精神，恐怕无工夫往下看也，哀哉。可是黄金梅女士是现任教习，无可奈何，我们只有盼望台湾省教育厅采取行动，至少秀才人情，传令嘉奖，或再予实质奖励，像保送大学啦，留学啦，发笔奖金啦；最容易办到的是，发她五千元之款，给她两个星期的假。
于是有人告曰：「你阁下不是已言之乎？二抓牌的特征是恩从己出；他们本来要这么办的，经你一说，鼻子一哼，就不办啦，柏老柏老，你反而坏了大事啦。」这话真是至理名言，可供有心上进之士参考。不过有一点是，不要把他们估计得过高，以为他们「本来要办」。如果不是小民们猛嚷嚷，恐怕他们连眼皮都不会抬。
野柳之地，柏杨先生老早就宣示国人，没啥可玩的，偏偏有人去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不是林添祯先生之死，世人还不知道该地经常表演「失足落海」节目，如果能因林先生，而使野柳成为现代化的郊游胜地，他死也瞑目矣。
荣华富贵
林添祯先生的壮烈义行，可以使人想到很多问题，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好，君王也好，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捆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捡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得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
「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促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捆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篷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
书上续曰──
「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未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却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三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三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枪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三百年，民族灵性却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却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去拚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
于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形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啥啥啥时代矣。啥啥啥啥者，吉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驾着「自由中国号」小舟，横渡太平洋，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茶话会、交谊会，等等之会，对他恭维备至。有一天，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尊名说不得，说了就挨揍），他是负责编《特刊》的，我问他感想如何，他摇头而露牙，冷笑曰：「一个小浪就沉到底啦，这种傻事，我不干，我不干。」
酱缸
其实不但他不干，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盖灵性被酱之后，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办公桌后，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种玉麟先生驾一只帆船，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就等于往火坑里一跳。作家老爷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为可观矣。我有一位当官的朋友，出席某学堂座谈会，慷慨陈词，唾沫横飞，差一点就当场自杀，以表他视死如归。可是回到家中，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要求也参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来，骂曰：「船翻了怎么办？」并引用圣人之言曰：「务虚名而得实祸，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却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别人去傻，自己并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赞扬张三，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三──自己并不希望当张三。大家都赞扬李四，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让自己当李四，恐怕全家都得哭上三天。咦，对岳飞先生，谁不尊敬？问题是，有几个人愿意自己当岳飞？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不过研究起来，也不能怪谁？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