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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讲座
2010 06 03
熊春锦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做一场交流，主要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一场对比。我们以老子的《德道经》五千言，作为一个文化标识，来研究一下如何学习我们自己的根文化，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接轨；来了解和探讨一下，如何以老子的《德道经》为一个重要的标识、标杆，对当前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来进行分类、探讨、研究。
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大系统论，是一元论，通过文字就能够把她像一条龙一样高度浓缩地贯穿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文化、文明，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一特点，是世界上其它各民族所不具备的。无论是德国也好，还是欧洲、美洲其它国家也好，他们国家的文明、文化、文字三者，都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整个文明、文化，包括哲学、科学、历史，也就是文史哲全部都用了这个“文”来加以贯穿，这是中国的特点。
比如说，关于“科学”一词，在五四运动时就争辩得非常激烈。当时，好多学者要用“格物”这个名词来说明西方“科学”这个名词，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后来采用了“科学”。实际上，“科学”这样的分类也还是不能非常准确地表达西方学的本源分类。西方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分类性非常强的零散文化，从他们的单词和语言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的脉络，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这一纪文明以来，由于他们的话语权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也就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学说解释东方文明的现象，出现以西方理念解释中国理念的现象，包括用西医解释中医，结果解释不通，造成了中国中医迅速没落甚至被取代的现象。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在西方文化侵入以后，我们丢失了根本，不认识自己祖先的文化到底是什么面貌，因此同样也被逐步地替代，而进入了一个危机的时代。中国的文明、文化，几乎都被西方文化所取代。特别是近代以来，连中国教育都是完全被西方教育模式所取代了。虽然我们的教育模式系统被取代，但是实际上又没有真正去将西方教育当中的精华吸收过来，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的一个应试教育理念。应试教育理念，是西方教育的外壳加上明宋理学僵化教育内核的一个怪胎，它跟西方那种在教育过程当中保护儿童们直觉灵感的教育理念这个内核又完全不同，所以使我们中国教育界的创造力近些年来急剧地下滑，没办法赶上西方教育的步伐，使我们的孩子们和读书的学生们都处在一种沉重的负荷当中。
像我在德国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这样。在高中以前，我们中国华裔的学生在西方整个学校里面都是佼佼者；而一跨入高中阶段以后，我们东方的学生就迅速地落伍，赶不上西方学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教育在高中以前，是全力以赴地保护孩子们的直觉和灵感进行综合教育的阶段；而我们国内应试教育，在高中以前是拼命榨干所有学生的直觉和灵感。所以一到了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直觉灵感进行创造性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从教育领域，来分析我们国家为什么近些年来一直能够拿奥数冠军却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这可以说是重大的因素之一。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起码来说，我们在教育上犯了错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没有将自己根文化当中优秀的内容和内核挖掘出来，看似洋为中用，却又并不是将西方最佳的模式引进我们的教育当中，所以我们中国教育，可以说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改革路程，需要我们去共同探索。
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文化，就需要进行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分类。在这里，我就自己观察到和研究到的一些现象，跟大家进行一下共同交流。人类的整个文明，有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有文明，才有文化；有文化，才有文字。这个三级跳、这三个系统，是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我们这个人纪，如果按照太阳纪来计算，按照玛雅人的分类计算，是第五个人纪，这个人纪长达一万二千年的时间。那么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时期的早期，从口头交流、完全无文字、无语言时期，到有语言，再到有文字，这个时代基本上经历了七千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用一半的时间诞生了文字。在这一半时间当中，文明就有了区分和分类。
就像德国的一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讲的，两千五百年以前，世界上曾经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在东方古文明当中诞生了佛陀、老子和孔子，西方也诞生了一批贤哲，包括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有他们的先知，各自创造了当时的文明。这位哲学家没有说明这个“文明”具体上是指什么文明。实际上，从中国文明史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由智慧同运文明向纯粹智能文明过渡的一个轴心时代、转动时期。这个时代，完全改变了两千五百年以前人类的思维模式和对世界认知的方法论。要用现在医学科学研究出来的结果来解释，那就是说，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人类曾经有一个漫长的运用左脑智能和右脑慧识共同认识世界并且诞生文明、文化的历史时期。而两千五百年以来，人类基本上沦落到单纯使用自己左脑所产生的智能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就称之为“智能文明”的时代。这是两千五百年以来逐步形成的。
如果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可以说，两千五百年以来我们的文化、文明，整个发展过程是一种外文明，是智能的外文明，它是外求的。像西方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靠逻辑思维、推理、实验证伪，在外部求证事物的客观规律，他就不能效法自己的老师柏拉图、苏格拉底那样进入冥思，进入一种闲暇的静思、观想状态去认识事物。在苏格拉底时代和柏拉图时期，他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同样都是左脑和右脑同时来活动，从而认识世界和事物。但是到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这个时期以后，使用右脑功能的主动性已经丢失了，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中国的孔子，也是人类进入单纯使用左脑时期后的一个智能文明的典型先驱者。大家学了历史，或者自己研究历史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孔子曾经五次问道于老子，求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呢，简单地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能够左脑和右脑同时运用智和慧这样的人，就具有“道”。而孔子五次问道于老子，却没有完全打开自己右脑的生理功能，这个现象跟亚里士多德相同。亚里士多德师从自己的老师柏拉图二十年，跟着老师屁股后面学了二十年，同样没有将自己右脑的生理功能开发出来，所以他就转而完全运用自己左脑的智能思维去研究和认识事物，产生自己的文化认知、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虽然，当时他运用这个方法也产生了很多科学的结论，但是从后来一百多年的实践当中来看，他很多的智能结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错误的。虽然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通过历史验证又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纯粹智能认识事物形成的文化并不能够站在正确率比较高的这个巅峰上，它与左脑和右脑同时运用所诞生的智慧是有一个界限的，有一个差异性，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从东方和西方这个轴心时代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分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两千五百年以来，我们一直是采用的外求法，也就是中国的《史记》里面记载的“近取诸于身，远取诸于物”这种方法。“近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也就是在自己身体外面，去研究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万事万物。虽然世界在变化，但是中国有幸，中华民族优胜于世界上其它任何民族的最大优点就是，她通过自己的文和字保留了自己祖先左脑和右脑同时运用而诞生的文明记录。这个文明记录，完整地保存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保存在历史许许多多的经典当中。这个认识事物的方法，也就是当年柏拉图时代认识事物的方法，西方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些完整的方法了。在东方，印度再找这样的方法也更难。唯独在中国，不仅从印度传进的佛经当中记载着大量这样的方法，而且自己本民族文化的道德经典当中和道德文明的经典当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大量方法。这个方法，说到底，简单地提炼出来，就是一个“内文明”，慧性的“内文明”。
中国古代的圣贤们认识世间的万事万物，最简要的一个办法，就是首先实现自己的“内文明”。换一句话说，就是有人所定义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求法，是向内反诸内照求诸于体内的实践方法。西方的文明是一种外求法，是睁着眼睛在外部世界寻找。而中国文明的诞生和继承，是要垂帘，闭着眼睛返观内视，在体内去进行验证求取，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方法论，从而诞生了中华民族在两千五百年以前认识世界、认识事物的系统，称之为慧性内文明。这种文明，能够在“道生之而德蓄之”这样一个前提下，比较平衡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精神和物质的和谐，以及人体内性和命的和谐统一。
西方在精神和物质单向发展二元论的情况下，长期发生一些互争互斗、此消彼长的现象。就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当物质文明一起来的时候，精神文明就开始坍塌；精神文明上升的时候，物质文明就发生了停滞，始终在这个二元当中纠缠不休。而中国古代存在的慧性文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所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