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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充满激情的男人还会忘记自己的婚姻向芙颂求婚。也许我可以像芙颂希望的那样，对这个男人的状态报以理解的微笑，以压制我内心的嫉妒，但在芙颂说出了他轿车的牌子、他做的生意、他的绿眼睛和名字后，一种令人眩晕的嫉妒立刻淹没了我。芙颂说的这个吐尔嘎伊，是一个既与父亲，也与哥哥和我经常见面的纺织品商人，他不仅是我们生意上的朋友也是我们家的朋友。很多次我在尼相塔什的街道上，看见这个高个、英俊、非常健康的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我曾经因为吐尔嘎伊先生对家庭的依赖，他的勤奋，他的为人而敬重他，难道是因为这种敬重让我陷入了如此强烈的嫉妒吗？芙颂说，这个男人一开始为了“得到”她，曾经连续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为了贿赂对此有所察觉的谢娜伊女士，他买了很多东西。
因为谢娜伊女士说“不要让我文雅的客人伤心”来逼迫她，因此她接受了他的礼物，后来，在确信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情后，她因为“好奇”开始和他约会，甚至还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一个下雪天，谢娜伊女士坚持让这个男人送芙颂去她朋友开在贝贝克的一家精品店“帮忙”，回来的路上，他们在奥尔塔柯伊的一家餐馆吃了饭，饭后这位“好色大厂主吐尔嘎伊先生”，因为喝多了酒，用“我们去喝咖啡”的借口，执意邀请她去希什利后街上他为和情妇约会买的房子，芙颂拒绝后，“那个深情而文雅”的男人开始有失分寸地说“我会给你买所有东西”，他把车开到空地或是边缘的街区，想跟往常那样和芙颂接吻，芙颂不依，他又想强行“拥有”她。芙颂说：“他还说要给我钱。第二天下班后我没去见他。第三天他来店里找我，他或是忘了自己干了什么，或是不愿意想起。他一直苦苦哀求，为了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些美好日子，他还买了一辆‘野马’的车模让谢娜伊女士转交给我。但是我再也没坐过他的‘野马’车。其实我应该跟他说‘别再来’的。但是因为他像个孩子那样忘记一切地爱我，我没能说出口。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可怜他。他还是每天来店里，不是买很多东西，就是给他的妻子订购一些物品，如果在角落里撞见我，他就两眼泪汪汪地哀求道‘让我们回到从前吧，还是让我每天晚上来接你，我们开车出去转转，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遇到你以后，他一来店里，我就逃到里屋去。他也来得更少了。”
“冬天在车上和他接吻时，你为什么没有和他‘走到最后’？”
芙颂严肃地皱起眉头说：“那时我还没到十八岁。我是在店里遇见你两个星期后，4月12日过的十八岁生日。”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是爱情最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我是快要爱上芙颂了。然而我内心里那个理智、冷静的人在说，我不断想着芙颂是因为别的那些男人。对于嫉妒也是爱情的一个重要表现的异议，我的理智给出的慌乱回答则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嫉妒。也许我会在一两天里习惯那些和芙颂接过吻的“别的男人”，也许我会鄙视那些除了接吻没能更进一步的男人。但是那天和她*时，我惊讶地发现，比往常那种混合着玩闹、好奇和狂乱的幼稚*愉悦更多的是，自己出于那种记者所说的“拥有”动机，在用粗暴的动作专横地让她感觉到我的欲望。
15。一些讨厌的人类学事实
鉴于我提到了“拥有”这个词，那么就让我重新回到以我的故事为构成基础，也是我的一些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早已熟知的一个话题。估计到以后的几代人，比如2100年以后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会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现在不怕重复地来给你们传授一些被称之为“人类学”的讨厌知识。
1975年以后，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地中海以南和以西的那些地方，年轻女孩们的“童贞”，仍然是婚前必须保护的一份珍贵宝藏。在西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年轻女孩日益在更大的年龄结婚，这个宝藏的实际价值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街区被逐渐降低。那些拥护西化的人们，随着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乐观地相信这个道德，甚至是这个问题将会被遗忘。但是在那些年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西化和富有的阶层，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和一个男人“走到最后”地*，依然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1。可能由此导致的最轻后果是，就像我故事里所说的那样，年轻人本来就已决定结婚。那些在西化和富有阶层里订了婚，或是让周围人认可了他们“婚前同居”的“严肃”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就像我和茜贝尔那样，即便是个别现象，也被宽容地接受了。那些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喜欢把这种和未来的丈夫人选婚前上床的行为，一方面解释为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解释为忽视传统的现代和自由。
2。在这种信任尚未建立和“同居”尚未被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因为男人的强迫、爱情暴力、酒精、愚昧和极端勇气等通常的原因，“不由自主”地将童贞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么传统意义上应该重视荣誉概念的这个男人，为了维护女孩的名誉就必须和她结婚。我年轻时的朋友麦赫麦特的弟弟阿赫迈特阿赫迈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悔恨的恐惧结婚的，现在他和妻子塞夫达塞夫达过得很幸福。
3。如果男人不愿意结婚，女孩又不满十八岁，那么愤怒的父亲有时为了能够把女儿嫁给这个花心男子会去法院打官司。有时这样的官司媒体也会去关注，那时报纸会说女孩是“被勾引”的，报上女孩的眼睛——为了不被人认出——会被一条粗黑线条遮盖起来。因为那些粗黑线条也会被用在被警察逮到的*、通奸者或是被*的女人的照片上，所以那个年代在土耳其看报纸，就像漫步在一个用一些眼睛被蒙上黑布条的女人照片举办的化装舞会上。反正除了那些被认为“轻浮”的歌手、演员和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报纸上很少有眼睛不被蒙上的土耳其女人照片，广告也会选择非穆斯林的外国女人图片。
4。因为无法想像一个头脑清醒的处女会将自己“交给”一个无意与自己结婚的男人，所以婚前和一个与自己没有婚约的男人上床的女孩一般被认为是丧失了意识。那些年备受欢迎的土耳其电影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主题。舞会上因为喝了放有安眠药的柠檬水，首先意识被麻醉，而后被“玷污”的年轻女孩的可悲故事，常常被作为警示用情节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
5。无疑会让女孩失去理智的东西也可能是*。然而一个可以把人们为之互相残杀的传统扔到一边，用真诚、天真和激情沉浸于*的女孩会让丈夫候选人惧怕，一是因为她是一个不真实的造物，二是因为日后她也可以完全为了乐趣欺骗丈夫。我有一个服兵役时的朋友，这个极端保守的人有一次羞愧、悔恨地对我说，因为“婚前经常*”（只是他俩），他离开了自己的情人。
6。尽管有这些严格的戒律，尽管对敢于践踏这些戒律的年轻女孩的惩罚轻者被社会抛弃重者失去生命，但年轻男人们普遍相信，城市里有无数只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女人，这种信仰流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的传说”的这种信仰，特别是在从小城市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就像西方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那样——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塔克西姆、贝伊奥鲁、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现代的年轻男人们，特别是在性饥饿时，会沉迷在这个城市的传说中。其中一个看似被所有人接受的传说则是，婚前就像“欧洲的女人那样”，能够完全因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这些女人生活在类似尼相塔什的一些地方，她们不戴头巾，身穿迷你短裙。我的朋友中像私生子·希尔米那样大厂主的孩子们，则把这些传说中的女孩幻想成野心勃勃的造物，她们为了能够接近像他们那样的富家子弟，为了能够坐上他们的奔驰轿车将无所不为。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喝了点啤酒热血沸腾时，为了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会开车跑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十年前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开着希尔米父亲的奔驰车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跑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穿短裙或是长裙的女人。后来我们在贝贝克的一家高级酒店里，给了皮条客很多钱，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和两个给游客和富人跳肚皮舞的姑娘上了床。我不介意未来几个世纪的幸福读者谴责我。但我想为我的朋友希尔米辩护一下：尽管他是个粗暴的男人，但希尔米不会认为每个穿迷你短裙的姑娘都会是传说中的那种女孩，相反，他会去保护那些因为穿了迷你短裙、染了金色头发、化了妆而被人尾随的姑娘，必要时他还会和那些贫困潦倒、蓬头垢面、不务正业、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为了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女人，什么是文明”。
细心的读者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讲这些人类学的知识，是为了远离芙颂的那些爱情故事在我内心唤醒的嫉妒。最让我嫉妒的是吐尔嘎伊先生。我想原因就是，他也像我一样是一个生活在尼相塔什的大厂主，我相信嫉妒是暂时的，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它。
16。嫉妒（1）
就在芙颂夸张地提到吐尔嘎伊先生对她的迷恋的那个晚上，我和父母在茜贝尔父母夏天居住的位于阿纳多卢希萨尔的老别墅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有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