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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纯真博物馆》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内容梗概：
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止于爱情。
伊斯坦布尔，1975年，有婚约在身的30岁少爷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可两人的爱情来而复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自此追寻便是八年，但还是迟了……
凯末尔爱芙颂的一切，也爱芙颂爱过的，甚至触碰过的一切。痴情、忧伤的男人收集着心上人摸过的所有物品，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甚至是4213个烟头。凯末尔用十五年的时间走完1743个博物馆，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纯真博物馆”，那所有的物件被理为这座爱情博物馆的珍藏，纪念他永失的所爱。
依托于凯末尔的激情，帕慕克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一场睿智的沉思，这其中富含作者年轻时代生活城市的细节与意涵：国产品牌，电影明星，街道，阶层间、传统与现代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好像，纯真博物馆不是为了纪念芙颂，更是为了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
2008年5月，北京，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首次抵达中国，在他的第一场媒体见面会上，帕慕克志得意满地当庭宣布：“我刚完成了一部长达600页的小说！这部土文小说曾在土耳其创下两天销售十万册的记录，2009年的10月底，这本592页的土耳其文小说《纯真博物馆》的英文版上市，页码为560页（精装）。近日，《纯真博物馆》的中文版推出，页码为567页，是帕慕克系列作品中第二厚的小说。
《纯真博物馆》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止于爱情。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有婚约在身的30岁富家公子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清纯少女芙颂。凯末尔最终决定与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决裂，他毅然抛弃了婚约，却发现芙颂已离他而去。凯末尔追随着少女的影子和幽灵，深入另一个伊斯坦布尔，穿行于穷困的后街陋巷，流连于露天影院。在被民族主义分子的炸弹破坏的街道上，在被油轮相撞的大火照亮的海峡边，在军事政变后的宵禁里，他努力向芙颂靠近，直到无法承受的思念使生活完全偏离。为了平复爱的痛苦，他悉心收集起心上人的一切，她爱过的，甚至是她触碰过的一切，将它们珍藏进自己的“纯真博物馆”……帕慕克依托于凯末尔的这种激情，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思考，在这部包含83个章节的作品中，富含了帕慕克年轻时代所生活城市的细节与意涵：国产品牌，土耳其电影明星，街道，阶层与阶层间、传统与现代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应该说，如果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以作家的视角刻画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幅肖像，《纯真博物馆》则更具纪念意义，因为“纯真博物馆”显然并非为了纪念芙颂，更是为了“怀旧”伊斯坦布尔。《纯真博物馆》是恋物（恋旧）癖的奥尔罕·帕慕克的一部最为抒情的风物小说。这部帕慕克历时十年才完成的作品，诚如他自己所言：“这是我最柔情的小说，是对众生显示出最大耐心与敬意的一部。”
据介绍，帕慕克先生为写本书，确曾走访全球各大小博物馆，且“泡馆”颇有瘾。在他2008年来中国时，其每到一座城市，必逛博物馆，不论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还是上海博物馆，且对馆内藏品表现出相见恨晚的喜爱。另外，纯真博物馆则确实存在。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述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处房屋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本书中所附的门票即可免费参观。
在刚揭晓的年底系列图书盘点中，《纽约时报》将本书选为2009年最值得关注的作品，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的文章道出此刊评价该书的某个角度。
世纪文景是帕慕克系列作品在内地的惟一出版机构，自2006年8月起，已出版有《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等八部作品，发行量总计约65万册。未来世纪文景还将推出《别样的色彩》，预计将于2010年六七月与读者见面。（王玲）
1。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尔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尽管闷热让街上未能摆脱冬天习惯的人们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里面、椴树和栗子树的下面还是凉爽的。相似的凉爽我们从身下的床垫上也感觉到了，在那张微微散发着霉味的床垫上，我们像幸福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阳台的窗户敞开着，窗外吹进一阵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风掀起了窗纱，随后又让窗纱慢慢飘落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的身体为之一颤。从二楼套房的后屋，我们躺着的床上，可以看见在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他们在尽情地互相说着脏话，当发现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做着脏话里那些放肆的事情时，我们停顿了一下，相视一笑。然而我们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只耳坠一样，我们立刻忘记了人生从后花园开来的玩笑。
第二天约会时，芙颂告诉我说，她的一只耳坠丢了。其实在她走后，我在蓝色的床单上看见了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我没把它放到一边，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为了不丢失，把它放进了西服口袋里。“在这里，亲爱的。”我说。我把手伸进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刹那间，我仿佛感到了一种灾难、一种厄运的征兆，但我立刻想起，因为上午觉得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芙颂睁大眼睛说，“它对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岁的芙颂是我的一个远房穷亲戚，就在一个月前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岁，正准备和人人都觉得我俩般配的茜贝尔订婚。
2。香舍丽榭精品店
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当我和茜贝尔享受着春日夜晚的凉爽，漫步在瓦里科纳大街上时，我们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们在尼相塔什新开的高级餐厅福阿耶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我的父母谈了订婚仪式的各种准备。为了能让茜贝尔在法国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间的同学努尔吉汗从巴黎过来参加我们的仪式，订婚仪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贝尔很早就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最受欢迎也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了礼服。我母亲那晚第一次和茜贝尔讨论了如何将珍珠缝在礼服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丈人，想为自己惟一的女儿举办一场像婚礼那样隆重的订婚仪式，而这正合我母亲的心意。我的父亲也很满意，因为他将有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在索邦念过书的儿媳——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那些在巴黎读书的女孩，就会说“在索邦念的”。
晚饭后送茜贝尔回家时，我用手搂着她坚实的肩膀，正当我骄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时，茜贝尔说：“啊，那包真漂亮！”尽管葡萄酒让我的脑袋发晕，但我还是立刻记下了那只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过去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不断给女人买东西，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适理由，天生细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许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男人。那时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富有和无聊的家庭妇女会开“精品店”，而不是“艺术画廊”，她们让裁缝从ELLE和VOGUE那样的进口杂志上复制“时装”，从巴黎、米兰成箱地买回一些服装、逃税的小玩意儿和首饰，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几乎荒唐的价格卖给和她们一样富有和无聊的女人。很多年后，当我找到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时，她告诉我说，她和芙颂一样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以后，当谢娜伊女士不问我对它们感兴趣的缘由，把和香舍丽榭精品店以及与芙颂有关的所有旧物，包括门上挂着的招牌送给我时，我感到，不仅是她，比我认为的还要广泛的一群人，也知道发生在我故事里的一些奇怪时刻。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左右，当我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时，一个挂在门上、里面有两个小球的小铜铃，发出了一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