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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这样开头：“你在啊。在做什么？我带给你的东西，吃得怎么样了？下周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习惯了她问我回的切入方式，今天晚上，她的口气就显得非常特别。“喂，”她说，“你刚才去哪里了，我打电话，你不在家里。”
我说出去买面包和酸奶了。对了，还有出水管，洗衣机的。
“我给你说个事情。”她的声音陡然大起来，又焦虑又得意，好像总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这事情有点棘手，可好歹她是天下第一个知道的人啊。
“周鸿章病了！很严重。”
她说的周鸿章，是我的父亲。她从不对我说你爸爸，或是你父亲。每次说到他，她都这么说，周鸿章怎么怎么，周鸿章当年怎么怎么。你也该猜到了吧，他们是离婚的。我十三岁那年，他们就离婚了。周鸿章两年后再婚，他混得不错。只是被年轻一轮的老婆管得很严。我读大学时，他曾到学校来看过我一次，给了我一千块钱。我用那钱去了一趟西藏。
“什么病？”我问母亲。
“癌症。”母亲说，“否则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我听着，心里还是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周鸿章得癌症了？结肠癌？我也很吃惊，更吃惊母亲的态度。因为她接着说：“也许以后我没时间给你炖鸡汤了，我要去照顾周鸿章。”
“他老婆呢？”
我脱口而出。
“三年前他查出病来，他们就离婚了。现在他没钱没人搭理了，终于想到了我。真是报应，活该。”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5）
我听不出她是幸灾乐祸还是在悲天悯人，可是她分明说要去照顾他的。我知道她有一肚子的感触想跟我说，可我也知道，那些感触，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会绕回到他们的前仇旧恨当中。我从*岁时就开始听那些东西，早就什么也不想听了。我用一声短促的“唔”，告诉她我想结束这个话题了。
母亲了解我的习惯，她的语气顿时有些凝滞。“你在干什么？”她又开始这样问。我说吃桔子。“好吃吗？”她说。她不想这么快结束话题，是因为她想知道，对于她要去照顾周鸿章，我是怎么想的。
我说好吃。其实桔子还在我的手里，没有剥开呢。
“出水管呢，你试了吗，是否还漏水？”
“没有试，妈妈。”我说。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耳朵贴在话筒上，耳边的头发拢到了后面。我心里也有些慌乱，要不要去看看周鸿章呢？他住在什么医院？这些我可以从母亲这里轻而易举打听出来，可我嘴巴却闭得紧紧的。我希望她能尽快放下电话，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好耐心回味思量这个消息。
无论周鸿章做过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过程。甚至因为他的突然离家，对我来说，反而比陪伴我多年的母亲变得更为重要了。母亲的唠叨还在耳边，一些记忆深处的场景，已经开始向我飘了过来。我的眼泪，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父亲的单位。他们说他病退了。又将电话转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他们只处理他的工资问题，对病情并不了解。那么谁了解呢，对了，去问问工会吧，每年他们会慰问病退的职工，他们应该了解情况的。
工会正在给职工分菜油和大米，一个女人一提起电话，就没好气地嚷嚷：“该领的赶紧领走，过期不候。”听我说找周鸿章的住院地方，不耐烦道：“为什么不去问他的家人？”
我没有说我就是他的家人，但女人也没打算放过我。你是他的什么人？她好奇而严厉，问得理直气壮。那么忙，她还要要八卦。
我说是早年的同学，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他。
“是女同学啊，”她终于笑了，为得到一条意外的消息而释然了。“地坛医院，出出进进好几回了。病情不轻，你要做好准备。最近他正在那里呢，你去看看他吧。顺便告诉他，工会的同志过两天也会去看他。”
中午吃过饭，我走出了家门。阴沉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了。寒冷而晴朗，天空湛蓝，我仰起头来，才注意到那些寒风中摇落不息的树梢顶端，居然还有零星的黄叶，灿烂的阳光下，随风转动，发出耀眼明亮的光泽来。仿佛冬日中的另一层生命。我拉紧头上的软帽，迈开大步，向地铁口走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医院的住院部了。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读大学时去看一个得了重病的曾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当时是跟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就在医院的外面，我们还嬉笑怒骂呢。我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体会病危之人的心境。进了病房，美里将鲜花放在了老师的床头，他尽量鼓起力气，叫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唯独我，他叫不出名字来，但他对着我笑得很开心，说：“你是那个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女生。我曾经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每堂课都睡，还是只在我的课堂上睡？”
我的脸通红，我没法告诉他，我睡觉，只是因为那学期他的课，全都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6）
老师出院后半年，肾衰竭，从五层楼的家里跳楼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它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时的情景。那时住院病房的大楼外的花坛里，有着一丛一丛的鲜花，花儿开得格外鲜艳。有病人躺在手术车上，正在被推进电梯里。走廊来苏水的味道很浓，我打了一个清脆的喷嚏。
我不太担心会在周鸿章的病房里碰到母亲，因为中午她要午休，雷打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来。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旁边有个看漫画书的小伙子。我们的影子，在黑暗中，同时落在一块玻璃上，就仿佛漂浮在外面似的。
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他们给我拿出了一个塑料夹子，打开，里面有不少现成的祝福的话，分门别类。他们翻到探病那一页，指给我看。
“愿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愿好运常陪伴你，默默祝福！”
我问，卡片自己写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着，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封面是个小女孩在荡秋千。
有别的封面吗，我问。
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样大小的卡片。有方的，圆的，大部分都是心形的。
我找了一个方的，封面是一棵树。
打开，拧开笔帽，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多年后，我已经不会跟一个是我父亲的男人说话了，即便是通过纸和笔。
“爸爸”，我写道，“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了你。你很瘦，也很黑。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如果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一些，也许我们全家三个人，能出门一趟。我推着你。”
我的字写得很小，可就是这样，已经写不下了。为了让我写得方便点，他们将我让到窗户边的一张折叠桌上。
“写好了吗？”花店里的人问我，手里大束的花已经扎好了，在钉最后的礼结带。
我说：“对不起，重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们拿来了最开始给我的那张心形的卡片，我重新写道：“祝您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然后，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付了钱，花店的伙计将卡片插在了花的上面。我看看表，对他们说，两点以后送去吧。肛肠科，32—33房。收花人姓名？对了，周鸿章。
没问题，他们跟我做保证。您就放心吧。
我走出花店。阳光依然明媚。可能也是因为晴朗，街道上的灰尘竟也随之多了起来。但无论怎样，我也不想回家去做案头的工作。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美里的电话。不知道这个幸福的女人，可否有心情陪我坐一下午。她家离这儿不很远。
没问题。她说。你去真锅咖啡馆等我。我就来。
回北京后，跟美里有次电话聊天，她曾说她想养条狗，我说你还没生孩子呢，万一怀孕了，和动物接触又不太好。她像是才想起来似的，连忙说是啊是啊。幸福的女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别人为她想到什么才是什么？
我要了一小碟腰果，慢慢吃着。过了中午，阳光渐渐不那么鲜亮了。我陷入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沉闷中，直到美里坐在了我的边上，对我晃晃手指，我才突然看见她。
“在想什么呢，这么专心？”她问我。
她脱掉了外面深色的大衣外套，露出里面灰白的高领羊绒毛衣来。黑色的、裤缝笔直的长裤，半高腰的羊皮鞋。她无论穿什么，都是这么讲究，这么精致。深红色的指甲油，很整洁。
而我，老鼠色的连帽外套，没有任何样式的牛仔裤，磨砂皮鞋，鞋带胡乱系着。“你的头发长了，”和往常一样，她总是开门见山说这样的话，“去烫一下吧，还有眉毛，该修整一下了。”
“好的。”我从不反对她。但也从不照她说的办。
我跟她说我刚从医院出来，周鸿章住院了，是癌症。我去看了他，还订了花。她专心地听着，能感受到我内心的不平静。她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大学时，我们一起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