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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籍籍无名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候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他血管暴露的脖子，莽撞披着，沉重得像是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台上是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敞开着衬衫的纽扣，领口处随着吞云吐雾可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死死盯着躺在那一堆画稿里的我的几个“孩子”，那几张小画儿分明在瑟瑟发抖。他缓缓伸出手，用粗壮的手指探向那一张张早先春光灿烂，如今却面如死灰的画儿，只轻轻一划，如同拂去桌上的灰尘一般的轻易，几张他看不入眼的画儿便飞出了乒乓桌的边缘，坠向深渊，一头栽在地上，死在尘土里。然后，他坚定的大脚竟一脚踩了上去，是的，他真的踩在了那些画上。我仓皇转头，只见那画的作者我的某同学正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待再扭回头的一瞬，我的那几张小画儿，我的孩子们也正坠向万劫不复，是“万劫不复”，这个词儿并没有用得太重，我不知道如今你们读文章的人会怎么感受，那一脚对于当时的我可真是万箭穿心啊。他的脚踩中我的画儿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些阳光下曾见过的所有美好事物瞬间都黯淡了，我笔下曾经细细流淌的温情，那些慢慢在纸上堆积起来的热爱，顿时土崩瓦解一文不值。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只能忍住，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幼稚。低着头死死盯着那个踏在我心头上的脚印，眼角余光里那些画儿，那些纸片还在纷纷扬扬，我根本没有勇气再抬头。桌上最后只留下几张作品，满地断壁残垣。他走出门前吩咐了一声，桌上是谁的作品，谁自己钉在墙上。房间里一片安静，我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画，其他人也在默默收拾，几个幸运儿也如同做错了事一般悄无声息地拿起那几张无瑕的作品，匆忙慌乱地钉在墙上。远处村里的土狗们突然狂吠不止。这昏黄的房间如同一座轰炸之后的城市，踯躅在废墟间的侥幸生还者，唯有以沉默面对被摧毁的一切。
从那天起，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羞辱，在记忆里的那个初春的日子，那个湖边小村的每个夜晚，我心爱的“孩子”都会在我充血的眼睛的注视下，眼睁睁被处决，无一幸免。我曾经拼命努力想证明自己，反复地撕了画画了撕，只差把心血一口喷到画上，可那只大脚没有饶恕我，从没有饶恕过我。烈日下，面对浩淼的大湖我终于一笔也画不下去了，我想到过退学，也想过要杀了那个每天折磨我的暴君，可我与日俱增的自卑越来越庞大，庞大到成为死死压住我的阴影，庞大到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墙上的画越来越多，我的心伤痕累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将全部骄傲都孤掷一处的日子里，屡战屡败的我最终只能学习去演一个冷眼旁观者，满脸不在乎的样子。
事实上不可能不在乎，那么多年过去我还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认真画画，痛恨“才华”这个和我无关的词儿，对未来的职业也充满了幻灭，在这没有刻度标准的天平上，这场我看来谁也没有资格做裁判的博弈里，我再也不愿把自己和盘托出，不敢轻易把热爱押上去。再后来，下意识开始在其他领域找寻一些自信，喜欢看书写日记，着迷电影，幻想去学导演，这些不务正业的念头，如今看来不过是个自信跌到谷底的三流少年，在内心里组织策划的一场维护尊严的反击罢了。
再次遇到这位老师，已经是我成为一个所谓“知名艺术家”之后，阔别二十多年的再见并无戏剧性，他从海外归来，我们寒暄热络和所有久别重逢的师生一般无二。说话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会掠过我的肩头，怔怔望着远方，我也想学他，但眼光始终掠不过他如今早已稀松斑白的长发。
我知道他一定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日子了。那些“杨湾”的日子，对一个少年来说太他妈残酷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来说这个故事，甚至永远不愿再提起。如今终于坦然，也许是我老了吧，变得不太计较了，愿意和这个世界和自己都保持几分清醒的距离，也或许只是搞明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这世上多的是和我一般的盘缠不够却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到处都是无趣却运转有效的规则，大部分的人都苦苦挣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你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想来想去还是要谢谢他，虽然逻辑反常，我也不是受虐狂，但还是要实话实说。真的要谢他，在我青春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纪，给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怎样成为一个LOSER，在这个遍地悲伤LOSER的世界，我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个资深人士。不同的是，如今的我不再悲伤，无论成为钉在墙上供人观瞻的成功人士，或是被淘汰出局的旁观者，都泰然处之。我终于明白，一个真正成功的LOSER必须是不动声色的，活在世间，像个卧底。
细致入微的谋杀
文/牛大伦 自由画家
甲
“老鼠你醒，醒，醒……”我在一连声的催促中，睁开眼睛，从美女环绕的梦境里奋力挣脱出来。我睡的是沙发，丁昭南大师睡双人大床，当然，他是一个人。自从中风以后，丁太太说为了方便我照顾老师，就自作主张，和老公分房睡了。
“您要上厕所么？”我拉扯好自己的睡衣，扣上扣子，才完全清醒过来，说起来今年六月初上海的早晨，还是让腿脚有些凉意。“谁说世界在变暖？莫名其妙的哥本哈根会议。”听了我的牢骚，大师左半边脸给出一个很熟悉的笑容，甚至可以看见松弛的酒窝，但是右脸，还是纹丝不动，紧绷绷的，连皱纹都平复了不少，显得红亮饱满，好莱坞那些过气的女明星，注射肉毒杆菌令脸部轻微瘫痪，大概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从左边的睡衣口袋里掏出香烟盒和打火机，我替他取出一支烟，他自己点着了，左手送进送出，抽，长长出了一口气，歪斜着嘴说：“要的……这个，金南京……”右手软软地在袖管里耷拉着，仿佛一整束沸水中捞出的乌冬面。
我铺排妥帖被褥，给他整理缩在睡衣袖子管中的右手臂时，他突然对着我很严肃地说：“昨天晚上，我，硬了。”我一呆：“什么？”随即醒悟过来，“那很好啊，那是好事情，说明您快康复了。”熟悉的笑容又在左脸浮现，同时夹带着一些罕见的天真和期许，大师悄悄地靠近我，说：“嘿，今天晚上，我做人……和她睡觉……团圆了。”我看看三楼的楼梯，为了不让他失望，点一点头，随口应道：“是啊是啊，团圆，真是很大的喜事呢。”
吃完千篇一律的养生早饭，丁昭南大师一定要去小区西边的假山看看风景，那是他在生病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很多时候，他对我画面上的缺点和建议，也都是在假山边上，那个盖着双层琉璃瓦的亭子里，一边抽烟，一边缓慢低沉地说出来。这里的保安很森严，而丁家的独栋别墅，正处在整个小区最昂贵也最森严的所谓“帝王区”，一共才没几户人家，却养了大堆的保安，所以即使是我们在抽烟聊天，不太远的地方，也安排一个保安不紧不慢地尾随着，大概这就是一丝不苟的新加坡物业的特点吧。
尽管大师半年前的中风在药物和一周三次的康复理疗作用下，在渐渐好转，可是他现在还不能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单词或者短句，口齿还不是很清楚，所以需要很费心思地猜测，有时候实在无法沟通，他就通红了脸，牙关里挤出两个字：“算了。”陷入沉默中，右手习惯性地下垂着，谁也不能想象，就是这只右手，曾经画出了最惊世骇俗的春宫。
他对我早晨的功课不是很满意，假山的凹处，成了他的天然烟缸，他一边用左手按灭一根金南京，一边含混地说：“屠刀……屠刀……”天下大概只有我懂这两个字的意思，他是嫌我画得不够凶狠。在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经常会意气风发地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平常凡庸的人物，只具有猥琐不肯向前的精神状态，怎么能画出打动人的好画？成佛的人，一定要拿得起屠刀，寻常人是拿不起的。所以画画就和成佛一样，要先凶狠再平淡。凶狠地拿起屠刀，就是成佛的第一步。”
于是我点点头，对他行一个和尚的合掌礼，表示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目光柔和下来，看着我身后的某一块地方，突然激动起来，几乎是在喊叫，“吴，老吴……老吴……”
“帝王区”的第二道保安那边，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老吴的路虎车被拦下来盘问，老吴司机的大脑袋伸出车窗，和保安打着招呼，然后顺利地翘起杆子，放行，开进被花坛和亭榭遮掩得严严实实的丁家车库去了。
老吴不老，五十刚出头，比丁大师还小着好几岁，可是收藏圈都叫他一声老吴。他长着一副忠厚的渔民样子，短发黑脸，肩后永远背着那么个小皮包，我见过几次他从里面一叠一叠地拿钱出来，你会惊讶，这么小的包，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想象能看到当今艺术圈的两个传奇人物握手言欢，让我再次有些异样的欣喜。我搀扶着大师慢慢走回底楼客厅，住家保姆小刘正在给老吴倒铁观音，房间里有新添的古怪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