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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的终极边际”，这另一种说法他只用了两次。他也用了“最后和最远的边际”。“边际”这个词用了三次以后，他又恢复使用他原来用的名词“限度”，频繁地使用，常常写出“终极限度”“某种限度”、“自然限度”、“最小可能的限度”或者“存在的限度”。“限度”的一种德文译语是“die
Grenze”。
仅仅查默斯一个人或许还不能把“边际”这个词引进政治经济学的词汇。在得到约翰·穆勒的赞成时，引进后发生效力了。穆勒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中，把查默斯博士包括在“最著名的和有重大成就的著作家”之列，这是他通常得不到的地位。穆勒说查默斯具有善于表达意见的优点，“用他自己的语言，往往说出人们惯用的词句只会隐蔽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穆勒写道：“查默斯博士说得好，政治经济学上许多最重要的教训必须在终极的耕作边际才能认识到。”穆勒在许多别的时候提到“边际”，认为这是查默斯最先采用的。“边际”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经过很有趣。阿道夫·泽特贝尔在他所译的穆勒的《原理》的德文本（1852年）里，把“在极终的边际”译为“auf
dem aussersten Rande；把穆勒的“典极限度”解释为“ die ausserste Grenza”。这样，边际这个词（以及因此“边际主义”这个词）恰好就像它应该的那样，把杰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的著作和韦斯特、马尔萨斯及穆勒的著作联系起来。在这一意义上，边际主义似乎是两股分析之流的汇合。
Ⅶ
把边际主义包括在一般经济学的论文之内，标志着边际主义起源方面的最后或得到承认的阶段。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只考察美国的教科书。
理查德·伊利的《经济学大纲》（1893年）是出书后40年中经济学教授们最广泛选用的一本美国课本，这本书是作为作者的《政治经济学绪论》（1889年）的修订本处理的，《绪论》中原来简直没有边际主义的迹象。《大纲》包含略多一些的边际主义。他在一段简短的经济学史中介绍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并评论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人知道的奥地利学派。此书的索引中列出了“边际主义”，但是正文里只有关于边际效用这一概念的简略介绍，而且没有提到这个名词本身。
伊利的《大纲》的第一版从1893－1907年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在这15年中边际分析进入了一些其他竞争的课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A．T．哈德利（1896年出版）、C．J．布洛克（1897年出版）、H．J．达文波特（1897年出版）、E．T．迪瓦因（1898年出版）、F．W．布莱克默（1900年出版）、F．A费特（1904年出版）、H．R．西格（1904年出版）和E．R．A．塞利格曼（1905年出版）。这些课本多半仅仅讨论边际效用，虽然哈德利和塞利格曼的著作里也有边际生产力这个项目。
伊利的《大纲》修订本（1908年）的出现，反映了边际主义方面的变化。在修订本的编订者加上了边际生产力作为对回到劳动和资本的一部分收入解释以后，没有其他的课本再把它排除在外。伊利的《大纲》后来于1916、1923、1930和1937年先后印了4版，关于边际主义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内容。
从1908至1936年这一段时期的其他主要的美国课本，其内容范围都和伊利的著作基本上相同。这些书的作者是阿尔文·约翰逊（1909年出版）、F．W．陶西格（1911年出版）、欧文·费希尔（1911年出版）、F．M．泰勒（1911年出版）、J．R．特纳（1919年出版）、H．克莱（1919年出版）、T．N．卡弗（1919年出版）、O．F．布克（1925年出版）、莱昂内尔·伊迪（1926年出版）、L．A．鲁菲纳（1927年出版）、F．B．加弗和A．H．汉森（1928年出版）、P．F．格米尔（1930年出版）、F．R．费尔柴尔德（1930年出版）、布罗德斯·米契尔（1932年出版）和F．S．戴布勒（1936年出版）。这是一段28年的稳定时期，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都已经被人接受。在这些课本中，边际分析没有其他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中，边际概念被引进一些刊物和专业文献。“边际效用”已经失宠。边际替代率取而代之，部分地作为J．R．希克斯和R．G．D．埃伦的《价值论的再商讨》（1934年）一书的直接结果。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长期以来出现在个别事例中的对最大限度化的两项指标，开始在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中广泛使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开始把一些边际名词异乎寻常地作为常用词使用。
这些变化在1937－1947年间影响了课本。两本教科书，一本是迈耶斯写的，第二本是麦克艾萨克和史密斯合著的，都于1937年出版，其中第一本清楚地表明张伯伦和罗宾逊的概念被人接受了。1947年出版的洛里·塔布斯写的教科书，把凯恩斯式的边际名词放在显著的地位。
代表1947年以后美国课本的新特征的一本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48年），这是当时销售日益增多的一本书。1970年修订时此书仍在风行。这个修订本包括基本上和第一版相同的边际主义题目，但用了一倍以上的篇幅。当时流行的其他教科书中，边际主义的数量与性质大致和萨缪尔森的书中相同。
美国课本中的边际主义经历了三个逐步取得人们认可的稳定时期：第一个时期，1893－1907年；第二个时期，1908－1936年；一段时间的间歇，1937年－1947年；以及第三个时期，1948－？年。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一章 杰文斯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形成
Ⅰ
一件物品对其消费者的效用或满足的概念，在1871到1889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首次处于关键地位。这个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经济学家观念的急剧变化。过去的经济学家虽没有完全忽视效用，但也没有有效地利用它，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从实用的观点，而主要在其最不实用和最明显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个人从一定量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采用“边际的”观点，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总效用相应于消费量的变动而出现的变动，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开辟了道路。后来，当经济学家严格和全面审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便来研究效用的节约（最大化），而过去他们却一直在研究成本的节约（最小化）。
新的“边际”观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的同时问世的主要著作。研究这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如何写成的，从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开始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杰文斯远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意义。拉恼泽依据杰文斯的未发表的日记（保存在杰文斯儿子手中）确定了这一日期。2月3日到5日，杰文斯还曾写到，他“几乎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本著作……价值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表明他此时还追随着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但在两周以后，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写到：“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学，并且得出了我认为是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关于价值概念，我不久前说过许多错话。”拉恼泽认为，这里所说的“许多错话”指的是他先前赞成劳动价值论，而“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则指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的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
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它是完全而准确的。它无疑表明，远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杰文斯已经制定了该学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么原因使伦敦大学的这位24岁的学生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自己的经济学构想？本章没有选用有关杰文斯创新的个别材料，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情况，这些情况程度不同地增进了作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Ⅱ
杰文斯虽没有暗示是谁引导他得出了效用论，但确实普遍赞扬了许多作者，认为这些人的著作有助于他思想的形成。其中之一是西尼尔，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1825…1830年）。西尼尔德鲁蒙德讲席的继任人威特利（1830－1832年）和劳埃德（1832－1836年）可能对杰文斯也有影响，尽管杰文斯没有提及。也许还可以加上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第一位“威德利教授”郎菲尔德（1833…1838年）。这些人都被誉为边际效用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