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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尽管杰文斯早已把他的书列入数理经济学著作目录，但他迟迟未得到人们注意。安东尼里不仅提供了一幅边际效用的准确图画，而且为效用论增加了一些东西，当时无人认识这一点，后来很多年也是如此。他所增加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完整性条件”。在一个准备缓慢接受一种更简单形式的边际效用理论的世界，提出安东尼里的简洁的数学理论解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完整性条件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理解，因而影响甚微。
科萨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尽管他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效用，因而不可能热情接受这一新学说。科萨的《政治经济学指南》初版于1876年，第一次修改于1878年。杰文斯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曾对它予以赞扬。该书考察了所有的经济学文献，表明边际效用学说对意大利经济思想的影响是很小的。科萨在其考察中未提效用，虽然在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交换论中几乎得出同一结果”时，他曾最接近于论及效用。他把布鲁尔和博卡多同瓦尔拉斯和杰文斯联系起来，但没有谈到门格尔。科萨1892年出版了《指南》第3版，书名改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科萨这两本书表明，对边际效用理论和学派的赞扬，在1870年代还不存在，而到1880年代终于出现了。科萨此时（1892年）把杰文斯和效用论联系起来，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最重要的是，科萨在1892年发现了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而在1876年他还没有这样多地引证门格尔。他列举了下列各位的名字和成就：维塞尔、庞巴维克、萨克斯、祖克坎德、克莫林斯基、玛塔佳、克鲁斯和费力波维奇。他还讨论了“边际效用的奥地利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对他们的理论是赞成的。
科萨还列举了三位创始人的其他追随者：奥斯皮茨和李宾（他们被视为来自德国而不是奥地利）；市鲁尔和斯图亚特（荷兰）；威斯蒂德（英国）；安东尼里和潘达里奥尼（意大利）。科萨说，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接受了最后效用程度（他更愿意称之为边际效用）理论，然后指出，这个边际效用观念既解释又完善了当时流行的生产成本论，虽然有不少人一直反对这两种观点。”可是科萨没有把克拉克和埃杰沃思同边际效用学派联系起来，尽管他注意到了他们的主要著作。
Ⅳ
潘达里奥尼是在意大利开创边际效用分析最勤奋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直到1880年代末才登上舞台。他有一种世界主义背景，其母是英格兰或爱尔兰人，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过教育。潘达尼奥里本人先在德国学习，或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接着在日内瓦任教3年。这种背景使他容易接近外国文艺和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和杰文斯的著作。
潘达尼奥里1889年发表《纯经济学原理》，表明他完全接受了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他熟悉1889年前讲授过的有关效用问题的几乎每本著作。他的著作还反映了其他人的思想，他对这些人的思想都做过研究。他开头对心理学的享乐主义进行了长篇研究，并把这种享乐主义同自我保护的欲望等同起来。他详细论证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结论，称之为基本法则并就此感谢戈森、杜皮特和詹宁斯。他支持戈森使用线性函数，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实际的享乐曲线下跌得有多快”，尽管他自己使用的是非线性曲线。他采用了门格尔的表，并也像门格尔一样“以任意设定的数字，例如10”来表示最需求的物品的第一个整除部分的强度。
潘达尼奥里在效用问题上同样还受到詹宁斯的影响。他比其他人（甚至比杰文斯）都更热诚地接受、更充分地理解和更大地扩展了詹宁斯关于欲望性质和分类的思想。他采纳詹宁斯的看法，把人通过五官感受到的欲望满足，分为基本欲望（如饥渴）和次要欲望。他同詹宁斯一样指出，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满足基本欲望的物品，不同于满足次要欲望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在个人之间表现基本欲望的曲线稍有不同，而表现次要欲望的曲线则可能大不相同。
潘达尼奥里强调了确定某物品的消费随着收入变动而变动的范围，以及随效用曲线的性质而变动的范围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把个人效用曲线设想为不可改变的，他对此有如下理解：“假设人类经济的各种需求的尺度在某一特定时刻由a，b，c，d（依需求的重要性排列）这几种需求所组成；再假定他后来又能满足新的需求，仍以重要性排列，表示为e，f，g，h。但是，现在，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e，f，g，b这些满足，对它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未来需求的绝对尺度可能已变得如此构成了，即b，c，f，g，a，d，e，h。换句话说，他已经消费的商品，以及他的消费资料由较少变得较多所经历的间隔，在他的需求重要性的尺度上是作为一种二者择一的因素起作用的。现在，假定他的消费资料的减少同时发生，则显然他将依照新的享乐表来行动，以节省他的享乐。”
潘达尼奥里还提出了边际效用曲线在开始下降之前还上升的观点，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假定第一个无限小的部分，我们从中得到的满足将是感觉不出来的，他通常可用很短的一段纵坐标表示。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每条曲线（表现任何商品的效用程度）皆从零开始，迅速上升到顶点，然后或快或慢地下跌，依所谈的商品而定。”1889年前得出边际效用曲线的著作家不很多。没有一人把它们画成最初的部分是边际效用的增加。潘达尼奥里的解释暴露了他逻辑上的缺陷，而不是在作曲线的上升部分方面所提出的见解不同。消费者可能从“无限小部分”得到一种“感觉不出的”满足，而不管他消费这个微小部分是起初还是最后。纵坐标的长度并不决定于增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增量与所感受的效用增量的比例，这个比例从一开始就很有理由下跌。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六章 经济思想史著作对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描述
Ⅰ
每种历史都是由人撰修的。开始时往往只是一个大概的叙述，且由参与提出某种观点的人所写成。这种叙述继而被其他人重复与扩大，终于变成一种标准的形式，为后来者所接受。边际效用思想史的历程正是如此。
让我们从考察边际效用史最终采取的标准形式开始。通常的边际效用史的开头总是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初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人们评论道：在相距甚远的伦敦、维也纳和洛桑几乎同时出现这种边际效用理论是令人惊异的，因而必定有当时的若干条件促成了这一发展。标准的历史著作通常还包含这样的评论：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它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成本（或更偏重于劳动成本）转向边际效用以说明价值，并且，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从自然转向人。它还是“主观的”或“心理的”经济学的开端。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标准说法引述若干其他著作家（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先驱者），最后顺理成章地叙说步先驱者后尘的这些人的著作。
边际效用学派史的这种说法已为所有著作家所接受，它无疑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领域在1871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先驱者是很多的（他们总是有的）；革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坚持这样理解革命的定义，即不考虑此革命进程实际上在20年间，直到它的一位英雄去世之前尚未被发现的话）；其他经济学家追随着这些首领们（当然不会长期不变）。不过，只要对这些相同的资料在选择和侧重点上加以适当改变，便可得出一系列实际上同样准确但又完全不同的说法。
Ⅱ
考察一下边际效用发现史的几种不同的写法是有趣的，也许还是有益的。一种说法强调同时和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但不是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870年代，而是由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在1850年代中期。这就把经济学现代时期的开端从1871年推前到1854年。刚提到的这几位著作家在1854年没有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文章或著作，但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也都不是在1871年发表他们的有关论著。众所周知但通常忽略的是，作为边际效用史的正式说法，“三位一体”首次公布他们发现的日期是：1862年（杰文斯）；1871年（门格尔）；1873年（瓦尔拉斯）。这些日期并不显得比另一个“三位一体”发现的日期更“同时”：杜皮特（1844年），戈森（1854年），詹宁斯（1855年）。谁也不否认后来的一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解释和理解要高于先前的一组（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但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对边际效用有更好地理解和更透彻和更周详地说明。当然，对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称赞来得比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的要早一些，但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早。一般来说，同1870年代的著作家倚重于前人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更倚重于1870年代初期著作家，尽管我们一定记得，杰文斯曾向詹宁斯致谢，瓦尔拉斯也曾征引过杜皮特。无论谁对1870年代的各位著作家说了些什么，以支持他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人代表着边际效用论的奠基者，他都会对1850年代著作家的思想感到惊奇。这不是硬要把边际效用学派的开端放到19世纪中叶。正式的说法把开端之时放到20年后；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它无疑应延缓20年。
如果1854年不宜代替1871年作为边际效用史的起点的话，1890年也许可以这样做。强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