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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后来著述的遭遇未见好转，对杰文斯《理论》再版的一篇匿名评论未提边际效用，反而用其不大的一点篇幅批判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甚至季德在评论瓦尔拉斯《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已重印为瓦尔拉斯最早的边际效用著作的第1部分）时，也主要是强调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的不切实际，对边际效用却未置一词。季德的这种疏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两年前他发表过关于杰文斯的文章，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有对边际效用的附带说明。他显然没有看出瓦尔拉斯的学说有同杰文斯学说相同的东西，这两人的通信也已认可了这一点，这些通信就重印在季德所评论的那部书中。
法国经济学家知道杰文斯，不是因他同边际效用的联系，而是因为他倡导数学方法，所以他们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放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杰文斯在应用领域（如关于货币、价格水平、商业循环和煤炭等问题）的著作。法国关于杰文斯的讣告表明他的声誉并不包括他在边际效用方面的著作。法国经济学家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门格尔也知之不多，他的《原理》如同在英国一样无人置评。不过，门格尔用德文写作并在1871年发表，无疑也妨碍了法国的编辑们为评论者提供这本书。1890年后，门格尔的名声可能已为法国经济学家知晓，但他们完全可能并不了解他的《原理》，至少很久之后还是这样，伯纳德·拉弗恩在其博士论文（1910年）中说：“可惜这部著作为数极少，法国似乎一册也没有；据我们所知，公共图书馆一册也没有。”
Ⅱ
除了季德和拉弗恩以外，没有一位法国著作家的教科书和小册子提到边际效用思想，法国经济学概论的读者肯定也不会注意到这方面的参考资料。若干情况表明，把1871年和1874年定为边际效用学派发端之时是多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把加尼尔《政治经济学概论》作为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国教科书，该书属于当时最普及的经济学著作之列。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在谈到该书时说：“正是这本书使加尼尔成了名。它事实上成了经济科学的百科全书；方法的条理和知识的深刻同样引人瞩目。此外，作者还显示出对那些同他的科学信仰对立的各种见解具有完全的理解力”。但是，加尼尔“完全的理解力”并没有扩大到边际效用，因为无论是1880年（加尼尔去世前一年）修订增补的第8版，还是里斯1889年出版的校订第9版，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边际效用。
其他有名的小册子对边际效用思想也未于重视，考威的《政治经济学概要》（2卷本，第1版1879－1880年，增订版1881－1882年，扩大4卷本1893年）在其第1版中包括对杰文斯《理论》和瓦尔拉斯《纲要》的材料，第3版还增加了有关门格尔的材料，但都没有显示出这3本著作有何影响。保罗·勒洛－博利1888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没有一点边际效用的迹象，不过，这位作者8年后在其4卷本《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广泛应用了边际效用。这个时期的另一本标准著作是亨利·约塞夫·里昂·包里拉《政治经济学教程》（1857年开始出版），该书第5版（1883年）并不比第1版包含更多有关效用的内容。从下列各人的重要教科书同样可以看出对边际效用的忽视，阿尔弗雷德·乔丹，Y．古约特，费迪南德·杰奎斯·哈弗－巴仁，莫利斯·布洛克。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五章 边际效用学说在荷兰和意大利
Ⅰ
在英、法、德等国的文献之外，我们发现1870年代承认经济学运用边际效用的只有荷兰和意大利的文献。操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斯拉夫语的著作家中，无人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作出贡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是这样。这整个运动限于欧洲和美国，从未扩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曾注意到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不过，他们对这两个小国接受边际效用学说的程度的估计有点过分。瓦尔拉斯提到过阿姆斯特丹的皮尔逊教授，莱顿的格利文，阿姆斯特丹的米斯，乌德勒支的奎克和布鲁尔，还有意大利人A。埃里拉、G．B．、安东尼里、G．博卡多、G．A．赞诺和A．赞比利。杰文斯除了格利文、米斯、奎克和安东尼里之外，上述其他人都提到了。
Ⅱ
布鲁尔比其他荷兰著作家更早地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他早先已经知晓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1873年的论文；事实上，正是他最早让瓦尔拉斯注意到杰文斯，后来又把瓦尔拉斯介绍给门格尔。布鲁尔的学位论文是在荷兰首次公开论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这篇论文发表前后，布鲁尔还同杰文斯通过信。在使边际效用学派扬名国际方面，他比其他人做得更多。
布鲁尔为什么要把边际效用作为他在莱顿大学学位论文的课题，我们不得而知。他也许会感谢奎克（后来在乌德勒支），杰文斯曾因奎克赞成这种新经济学而提到过他。奎克在1868年（34岁）时已是乌德勒支的教授，在该校一直待到1877年（为尼德兰银行效力）。布鲁尔1878年接替奎克任乌德勒支大学经济学教授。奎克的著作没有任何边际效用经济学的痕迹。布鲁尔对边际效用学说的研究在其论文发表后也就停止了。他在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到1917年，他1930年去世。
皮尔逊是边际效用学说的另一位追随者，他大半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1877年到1884年间也曾在阿姆斯特丹任教，离开讲台后，他先任尼德兰银行主席，后任职于荷兰政府。他对价值论（特别是在他不再任教之后）具有非常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尽管他从未成为这种新学说的完全的皈依者，但在国内却赢得了传播边际效用思想的声誉。一位荷兰经济学家写道：“皮尔逊是接受奥地利学派价值论的第一批经济学家之一”。一位同时代人说，皮尔逊的著作“是杰文斯和门格尔等人所开创的经济理论的最新成就，也是将其运用于分配问题的最新成就，他的著作已经深入人心。”
格利文1880－1915年间任莱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皮尔逊的助手和学生，又是布鲁尔的伙伴。也许应该把他也算在接受边际效用论的荷兰教授之列。荷兰有一份优秀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创办于1852年，在七八十年代很兴盛，而且延续至今。在1889年前的21年间，这份杂志只有一次注意到边际效用的文献；格利文在其中著文简评了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除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列举的这几位以外，至少还有一位接受边际效用思想的荷兰经济学家，他就是1885年在阿姆斯特丹接替皮尔逊教授的博京，他在这所大学还教过统计学，不过这一阶段还没有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的兴趣，但在他去世那一年（1890年），他曾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撰文，表明他理解和同情边际效用学说。他在该文中曾提及他在多年讲课中同边际效用有关的观点，可见他188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定详细解释过边际效用学说。
1880年代末有一些荷兰经济学家开始用边际效用理论论证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他们转向这个方向可能是受到皮尔逊和博京的影响和鼓励。这一时期发表与税制问题有关的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学家有科特·万·德尔·林登、特里布、塔斯曼。不过最杰出者当数A．J．C．斯图亚特，他于1889年发表了题为《累进所得税理论考察》的学位论文。
Ⅲ
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1870年代曾指望支持他们学说体系的意大利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履行他们当初的允诺。赞比利在《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1876年）中曾论及瓦尔拉斯的《纲要》，但后来再未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埃里拉在为《坚韧》杂志撰写评论瓦尔拉斯《纲要》的文章后仍然继续经济学的写作。瓦尔拉斯评论过埃里拉的两本书，但埃里拉并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方面来，因而也没有再写边际效用论或数理经济学的东西。赞诺在同埃里拉的通信中谈到瓦尔拉斯（发表于1874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评论》），但对边际效用论在意大利的扩展没有更多的帮助。同杰文斯有通信之谊的鲍迪欧成了政府的统计官员，无暇继续从事他当初感兴趣的效用问题研究。
只有博卡多为进一步接受边际效用论做了一些事情，他将瓦尔拉斯的4篇回忆和杰文斯的《理论》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了他们两人的著作（作为《经济学家丛书》第3种）。但博卡多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支持不是出自他对他们的学说的赞赏，而可能是由于对各方面抗议者持宽容态度的结果，因此他并没有积极支持意大利的边际效用学派。对博卡多不愿与任何一种理论为伍这一点，洛里亚有如下评论：“他的言行表明，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位战士，一位困难问题的研究者，或是一种理论或学派的真正支持者”。博卡多后来的著作没有边际效用论的任何痕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对这位意大利人的著作可能深感失望，因为他们一直视他为一位早期拥护者。
博卡多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的第一个引人瞩目的结果，可能就是安东尼里《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研究》的出版（1886年）。安东尼里一直在比萨高等师范大学研习数学，他在1886年为取得学位而准备了这本31页的小册子。尽管杰文斯早已把他的书列入数理经济学著作目录，但他迟迟未得到人们注意。安东尼里不仅提供了一幅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