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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⒔菖滴摹⒖死品蚝土斜ぁ�1870年后的20年间，后面这4所大学对边际效用学说的兴起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说“维也纳学派”比说“奥地利学派”更确切，尽管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学生曾任教于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不仅边际效用学说多半被局限于1所奥地利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而且即使在维也纳大学之内（布拉格大学依然），当局也试图把它视为另外一种观点，而不是所介绍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存在，是由于奥地利大学把经济学的每一课题都分成两部分，学生可以任选其一。门格尔开始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另一个讲席由斯廷主持，他是一位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名人。斯廷1885年退休后，当局出于明显的考虑又延聘了米亚科斯基和布伦坦诺，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门格尔是对立的。虽然他们在维也纳大学未待多久，但聘用他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即使在维也纳大学，边际效用经济学家也未得到全心全意的欢迎，简言之，事实反驳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兴起是因为别处经济学家的国民观点反对新思想，而奥地利的国民观点却鼓励这种新思想。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章 瓦尔拉斯后来的贡献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1892年退休以前的22年间一直从事教学并创建了洛桑学派。“学派”一词在此是有限制的，即它首先只指瓦尔拉斯一人，后来才有继承者维尔弗莱德·帕累托，派斯科·鲍宁西尼和弗明·奥利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一直在洛桑从事研究，这同奥地利学派很不相同，后者的教授们的学术渊源在维也纳，而且几乎源于同一个人。洛桑学派不是通过直接的教学活动来传播他们观点的，没有哪位重要经济学家通过在洛桑研究而获得灵感或观点，他们的理论是远离瑞士的读者通过阅读瓦尔拉斯或帕累托的著作才得以扩散开来的。人们从瓦尔拉斯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远不及从他的著作或文章所汲取的。
洛桑学派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其中首要的一点无疑是他们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因而我们可以推测，瓦尔拉斯在其《纲要》问世后仍然密切地关注着边际效用。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预期。
Ⅱ
博卡多于1878年在其《经济学家书目》中加进了4篇纪念性译文，标题是“数学应用于社会”，其中包括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关于他们学说的优先权的通信，这些信先前曾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了杰文斯的《理论》和瓦尔拉斯的《纲要》的节译本，有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关于他们思想发展的评论，意大利经济学家们现在可以比较方便地了解这些新学说了。这4篇纪念性文献的德译文在1881年也问世了，标题是“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数学理论”。这些文献对德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莱克西阅读过它们并写过长篇的评论。几年后又出现了法文版，还增加了2篇论货币的文章和1篇论土地国有化的文章。这是在法国出版的广泛利用边际效用思想来解释价值问题的第2部著作。季德在评论该书时对与效用有关的各部分只字未提，即可作为一个例证，表明他对促进研究边际效用的来源问题产生的影响极小。季德对数学感到烦恼，他更注意的是该书后半部论及的较现实的货币问题和土地改革问题。其他的法国读者显然也是如此。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新东西之一，是他同杰文斯通信中涉及他们学说优先权的那一部分。这些通信的形式和特点可能吸引很多的读者，却易使他们避开更严肃的数学说明。
瓦尔拉斯关于效用问题的文章中，较有吸引力的方面是他对戈森的研究，他不仅指出了戈森生平中重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提出了他自己（而不是戈森）的优先权要求。他说，他也有人类的这种弱点，即希望给他的名字加上“一项重要成果”。因此，在接到告知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的信件后，他对于满足了戈森的要求之后，“我自己还有那些东西留下来感到少许的担心”。他的结论是，尽管戈森可能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预见到了杰文斯所发现的全部或大部分，但戈森并没有预见到他自己的东西。他欣喜地指出，他有幸使自己的分析达到戈森未曾达到的一点，因而对他自己的大部分发现仍然保持着优先权。
在利用效用思想方面，瓦尔拉斯完全承认戈森和杰文斯的优先权。他所保留的优先权表现在：把交换条件扩展到众多交换者；更透彻地研究了各生产要素的价格；特别是研究了一般的场合，在这种场合，生产者雇佣生产性服务，售卖最终产品给消费者；还有，在他的资本理论中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他最后向戈森和杰文斯致谢，因为他们“在向我掩盖一切纯政治经济学起点的同时，十分体贴地几乎让我全部掌握了以后的一切推断”
Ⅲ
瓦尔拉斯于次年即1886年又一次把边际效用学说提到阅读法文的经济学家面前，他在该年发表了《货币论》。瓦尔拉斯、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发表了他们各自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后的岁月里，在货币问题上花的时间和出版的著述，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多，但只有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了他的货币理论。他的《货币论》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在该书中指出，他发现门格尔已经使用了边际效用思想。早在1883年经由布鲁尔介绍，瓦尔拉斯开始同门格尔通信；但这个时期他们的讨论限于方法论，没有涉及他们各自边际效用学说的类似。瓦尔拉斯第一次明确地集中了解门格尔的边际效用学说，是在1886年经由庞巴维克之手。瓦尔拉斯在完成并将《货币论》付印之后，从庞巴维克那里得到了后者“财货价值理论纲要”一文的单行本。于是他就为这本已经出版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叙述了1886年边际效用理论的状况。在倾向于边际效用思想的人中，瓦尔拉斯列出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他没有说门格尔是1870年代边际效用理论的第3位发现者或再发现者，但他毕竟知道了门格尔和维塞尔及庞巴维克一起研究了边际效用。门格尔在1883年送给瓦尔拉斯一本《原理》，但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瓦尔拉斯没有受到庞巴维克早期著作的影响，更遗憾的是，也没有受到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的影响。
庞巴维克知道瓦尔拉斯对边际效用有兴趣，显然是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而不是因为读了瓦尔拉斯1885年论戈森的文章，因为庞巴维克在这篇写于1886年的论价值的重要著作中未曾提到戈森。瓦尔拉斯谈到庞巴维克时说：“在他得知这方面的情况后，他会承认不提这本书及其作者是多么令人遗憾的缺陷……”
接到庞巴维克文章的单行本，唤起了瓦尔拉斯对边际效用理论取得成果的希望。瓦尔拉斯列了一个名单。历数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效用真确性的经济学家。在这份名单中，不仅有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而且有下列各位：皮尔逊（瓦尔拉斯是从庞巴维克的文章中知道他的）、马歇尔、西季威克、福克斯威尔、埃杰沃思、威斯蒂德、布鲁尔、格雷文、沃尔克、李德、劳哈特和安东尼里。他把这一大批人称为“学派”，这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在价值论研究中运用边际效用理论的人们。瓦尔拉斯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价值和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正在形成一个学派……”。
瓦尔拉斯还概述了这个学派发展的趋向。他说，理论应当为应用经济学指明道路，从而有助于经济改革。他认为他和了解边际效用秘密的其他人，能够以一种既非社会主义者也非保守主义者的眼光来判断改革。他抱着这个宗旨研究了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土地价值的赋税问题和货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了一个公认的推想，即瓦尔拉斯1877年以后未继续钻研理论问题，也未再研究边际效用问题。他之所以没有回到理论经济学或边际效用理论问题，是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充分地利用和发挥了这些工具，他在这方面已经花了不少时间。
瓦尔拉斯的货币理论是为货币改革提供论证的。他的改革主张基于交换分析，而交换分析又基于效用理论，因而他在《货币论》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整个体系的蓝图，突出了“稀少性”思想。在这里他不禁要给边际效用一个特殊的地位，即把它作为价值的原因，而不像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说的那样，把稀少性作为同时起作用的许多变量之一。换句话说，当他把效用函数看作外生函数时，他赋予这些函数在其体系的各个外生部分以特殊的荣誉地位。我们可以料想到，在门格尔的分析中会有这种边际效用论述或效用函数，因为他在《原理》一开始就谈到了因果律，可是，瓦尔拉斯持有相反的观点，因此当我们看到瓦尔拉斯也有类似的论述（效用函数）时，不免会感到吃惊。瓦尔拉斯在其《纲要》中不可能抛开原因与结果，在《货币论》中也没有表露出他要修正自己道路的意图。瓦尔拉斯说：“这等于说，在交换和生产处于平衡状态时，劳务价格由产品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产品价格由最大限度满足需求的条件（一切经济平衡的根本条件）决定。”
因为边际效用在他的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他对边际效用作了基本的解释。他开始时描绘了一条曲线，表示“欲望满足程度”或“稀少性”作为被消费的数量的函数。这些曲线不同于他在《纲要》初版描绘的类似曲线。《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