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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并于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职于内阁新闻局，并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他的两个兄弟也转到这个方面），在他近30岁时，为了在维也纳大学谋一教职，应校方要求准备并提交了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按照门格尔儿子的说法，他父亲的笔记表明门格尔是在1867年秋转向研究经济学的。门格尔不满足于成本价值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于是在1867年晚些时候和1868年春发展了主观价值论。维塞尔说，门格尔告诉他，他（门格尔）之所以要发挥自己的观点，缘起于一位作者在《维也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对市场条件的分析。据说他此时已经注意到，物品价格看来并不是依照他学经济学时人们要他相信的那种方式决定的；他倾向于认为效用（而不是成本）支配物品的价格。
Ⅱ
门格尔的思想肯定是在他受聘于《维也纳报》期间形成的，不过，除了对市场的观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他去研究新的价值理论。早些时候转向经济学的热切兴趣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过程中，他对德国经济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了一番考察。这场争论像其他因素一样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因而，这里试图进行的最主要原理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先前成果所尊立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果几乎完全是德国学者们辛勤劳作的结果。”门格尔肯定参照过下列各位的同《原理》的中心议题有关的著述。这些作者是：E．弗尔德布兰德，A
E．F．谢夫勒，H．罗斯勒，O．迈可利斯，A 林德伍恩，K．克尼斯和J．V．柯莫津斯基。一看即知，在通常的边际效用理论先驱者的名单中是没有这些人的名字的。
门格尔从这些德国学者关于价值问题的七篇文章中借用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门格尔没有从他们中的任何人借用任何接近于边际效用的思想。他也不可能这样作，因为这些文章没有一篇包含边际效用思想的暗示。门格尔的基本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些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对门格尔发生影响，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门格尔也不会在这七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写他的《原理》，德国人关于价值问题的广泛讨论的确推动了门格尔思想的形成。这些德国经济学家乐于摆脱对劳动价值论的依附，允许门格尔去探索一条需求分析之路，建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形式；而门格尔也确实没有任何犯禁的感觉，他反而是以一种继承民族思想的姿态来写作的。杰文斯就截然不同了，他的《理论》以同英国价值论的主流相决裂而标榜。瓦尔拉斯的立场则介于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法国经济学家具有较多的伸缩性和较少的实证性。
门格尔对1870年前那一辈德国价值理论家们表示感谢，但这不过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那七篇文章（他显然已经认真阅读过）的顶点，他的用意在于说出最后的话。他在书中详细征印了这些著作，从而表明他得惠之处极少。他指出这些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引起注意，而他对他们的批评常常多于赞扬。一般来说门格尔不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他对其前辈并不那么颂扬备至。
门格尔在《原理》中还提到了许多因以效用估计价值而知名的作者，包括巴斯夏，孔狄亚克，加利阿尼，劳德戴尔，西尼尔和杜尔阁。此外，他还谈到吉诺维西、萨伊、A．瓦尔拉斯，这些人都同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有关，虽然门格尔自己的见解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在边际效用历史上没有起主要作用，他们没有把边际效用递减思想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
Ⅲ
《原理》问世40年后，门格尔在说明他在维也纳的立场的一封信中，才使1871年前有哪些人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一点进一步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在信中回忆起父亲的大图书馆，以及借此使他得以熟悉的许多著作，而当时他的伙伴还沉湎于收集邮票和阅读冒险故事呢。门格尔记得他读过萨伊、劳德戴尔和孔狄亚克等人的书，这些人后来被看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不过，对这些作者，除了《原理》已经包含的材料外，此信并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但是，古尔诺的名字出现在门格尔的信中却使人大吃一惊。当然，古尔诺不曾使用效用概念，但他的确用了导数；而方程式的这种一级导数提供了边际效用思想的实质。哈耶克同奥地利学派有长期和多方面的联系，他应当很好地理解维也纳人的看法，他的说法有理由使人感到惊奇：“（门格尔）在写《原理》时显然忽视了古尔诺的著作是有特种意义的，而其他同时代经济学的奠基者瓦尔拉斯、马歇尔，很可能还有杰文斯，看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古尔诺。”显然没有人怀疑门格尔说他知道古尔诺，但门格尔没有明确说他从古尔诺的那些著作得到助益，不过我们从他对经济学的坚定不移的兴趣和他后来的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论，门格尔一定参考过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这封信至少表明，同哈耶克的说法不同，门格尔在1911年并不认为他忽视了“古尔诺的著作。”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四章 瓦尔拉斯受惠其父
Ⅰ
里昂·瓦尔拉斯承认，他的效用和价值概念主要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说：“我已故父亲和导师的理论指出，稀少性是交换价值的源泉。”
里昂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据医生说是死于悲痛。这位父亲也许把使他不幸的某些性情传给了儿子，因为里昂·瓦尔拉斯的性情也有不少令人不满之处，就其范围和特点而言，同其父很类似。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在“普通高等学校”时与A．A．古尔诺同班，但他不像古尔诺，没有受过数学训练，因为他接着学的是哲学和人文科学。他1882年离开普通高等学校后，一生从事于学校教育，或作较低的第二级学校的教师或行政负责人，或作学校总监。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他自己的工作十分不满。他因同上司不断发生摩擦而相继改换工作地点，从一地转到另一地：瓦朗斯，圣艾蒂安，埃夫勤，里尔，卡昂，杜埃，最后是波城。他感到不满也许是因为从未获得学位，而这是教授经济学所必需的。当时的法国只有法兰西学院和公立国民工艺学校设有经济学讲席。当拥有这两个讲席的萨伊于1832年去世时，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曾自荐为候选人，但一个也未得到。阿道夫·布朗基成了公立工艺学校的教授，P．L．E．罗西则到了法兰西学院。这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一样没有在法国为展露经济学才华找到用场。父子俩代表非流行观点。他们造诣高深，但法国却不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至于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应得的经济学家头衔，在他本人看来要归功于他在学院外的活动，归功于他个人的研究，归功于他的写作、对公众的演说以及对儿子的影响。
Ⅱ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和诱惑力早已有之，而且持久不衰。据他自己说，对“财产”概念的兴趣最早促使他考察经济学，希望经济学家能比法学家对此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由于对现有的说法感到不满，他便开始自己研究“财产”，并带着继续研究法律的想法回到巴黎。由于发现不能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比法学家更多的帮助，他便在1820年代（大约1826年前后）开始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研究的重点是价值论。可是在他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书后，却因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而难以找到出版者，他先在期刊上发表了部分手稿；后来得到必要帮助而出了书，书名是《财富的本质和价值的起源》；除了价值问题外，该书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它也许是价值问题上问世的第一部大作。
在价值源泉问题上，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对英国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不满意，对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也不太满意。他明确地试图拒绝把效用和劳动作为价值源泉。同杰文斯、门格尔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发现流行的理论有瑕疵，并想以新理论加以纠正。从实证的角度来说，他把物品价值源泉追溯到一种他称为稀少性的现象。他后来多次论及这一观点，发表了三篇有关论文；他沿着同一路线写了另一本书《社会财富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他还在埃夫勒、巴黎和波城等地讲授经济学，内容无疑是价值问题。
Ⅲ
众所周知，里昂·瓦尔拉斯从他父亲那里接过“稀少性”一同，并在边际效用的意义上使用它。不过，同样明显的是，父亲并不抱有儿子那样的解释。他授课中提出的若干论证似乎会使他得出边际效用观念，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讨论自由物品（空气和阳光）时，他写道：“一立方米空气的价格是多少……我用一束阳光将换回什么？”他在此直接考察了一立方米空气和一束阳光。为什么他没有在此刻发现边际效用思想呢？他已用考察一立方米空气代替考察空气总量，用一束阳光代替所有的阳光。他一定认识到，价值的关键在于忽略全体而专注于局部，他离边际效用价值论看来已近在咫尺。他只需说其余的每一立方米空气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提供效用，而先前的那一立方米则提供效用。对阳光亦是如此。但他没有这样说，反而得出了这样一种真确然而无效的结论：因为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能够利用的一切，所以谁也不必再去购买。众多的前人一直未解决的问题，他也没有解决。
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分析的目的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