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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州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州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州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