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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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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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