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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来有一个说法，叫做“信徒三百人，可享白米饭；信徒三千人，可驾奔驰车；信徒三万人，可建大馆所”。我想他在宗教法人内部厮混日久，必有心得。若只要招揽到几百名信徒便衣食无忧，何必每天加班加点地劳碌奔波做一个“傻大力Man”（指工薪族）？
这还真的不是一个荒诞梦想。
前几日，石川县金泽市国税局指称某宗教人士逃税，数额高达10亿日元。这位还没有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人士别开生面，弄了一些玻璃瓶子装上自己的DNA（皮屑之类），命名为“御真体”，号称能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售价100万日元，已经售出1000余个。咱们淘宝网上有人卖亲手格毙的蚊子遗骸，不过6元/只，而且意图在于炒作，不过是想吸引眼球找家好一点的企业去做“傻大力”。人家老头儿身上搓下点儿皮屑，居然就能换来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人类的种种宗教，多少都有敛财功能，但像日本宗教在经营方式、规模、效应上把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举世罕有。大家都知道丰田、日产、索尼、松下这些日本的世界500强级巨头，若把全球宗教按财产多寡排个500强，日本系占据的比重恐怕比企业500强中的分量更大。1936年创立的佛教系新兴宗教真如苑此前买下了日产汽车的一处工厂，准备改为建设宗教设施，仅土地费就花了739亿日元。1970年从世界救世教中分离出来的神慈秀明会，请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了一座美术馆，掏出了250亿日元的巨款。
宗教团体的庞大资金，自然主要来自信徒的奉献，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造就。前述“幸福的科学”不收会费，但有所谓布施制度，每个月从信徒银行账户里扣除1000日元，名曰“植福”。若按照其1100万信众的宣传，一个月便是110亿日元，令许多业绩不错的中坚企业也要相形逊色。所以，我国有志青年假如想东渡日本创业，日语流畅口才突出的话，开宗立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那个以声势浩大集体婚礼著名的统一教，在日本还有56万信徒呢。再说了，卖皮屑都能卖到10亿，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关注其卓越的科技成就与精巧的文化表象，但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说到这里，不妨补充两句关于日本僧人荤食和婚娶的事儿。某友人结婚时，因新娘曾就读于佛教教团设立的大学，有几位僧侣也参加了婚礼，和我们一并痛啖鸡鸭鱼肉。日本僧侣的破戒，一定程度上是明治维新“废佛毁释”的结果。明治政府为了确立国家神道的权威打击佛教，毁弃寺庙，逼迫僧侣还俗，算得上一次“法难”。过去看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中，有难民称“日本人也信佛”所以逃入寺院躲避，显然不知道当时日本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过，中国历史上亦曾有“三武一宗”的“法难”，但事后大致得到恢复，而日本僧侣的“不戒”继续流传下来了。
第21节：体力活儿（1）
体力活儿
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
夏日的正午，和国内来东京采访的几位记者一起闲逛，经过一处工事中的建筑，看到几十位打零工的男子坐在路边休息。或许是因为他们毛巾缠头、工装敝旧的样子，有一位记者问：“这是不是日本的农民工啊？”另一位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会不会也要跳楼才能拿到工资啊？”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日本当然是没有的。这些打零工者的身份其实很复杂，有的是学生，有的没有固定职业，还有的可能有正式工作，只是来此赚点外快。至于收入，很多是当天发放，用不着威胁要跳楼。
1997年夏天，我曾做过一次类似的工作。当时，横滨与大阪为了争取代表日本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要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初选。通过同学介绍的一位专职中介零工的中国人，我成了当日横滨市募集的数百名工人中的一员。早晨六点集合听取说明，七点开工，中午休息一小时，午后四点结束。据说薪水是14000日元，经中介人转账后到手10000日元。那份工作就是清理市容，包括洗刷路面、护栏，清除垃圾，给行道树浇水，等等。我和数名日本男人分到一个小组，负责清洗一段路面，不能借用机械，而是跪在地上很仔细地作业。记得当时最讨厌的，是遇到时日已久的口香糖残渣。和同事们相比，我显然太不专业；人家备有工装、头巾、防晒油，我的手臂到午后就被太阳晒得蜕了皮。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饭，彼此自我介绍，有的人不爱讲话，有的则早就认识，是零工界的老战友。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靠这种短期的体力劳动谋生。一位掉了一颗门牙的中年男子爽朗健谈，不少人都认得他，这是我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至今仍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类零工虽然劳累筋骨，但收入还算不错。基本上，每天在8000~12000日元之间。同学当中，身体强壮的喜欢去建筑工地或房屋解体，最初差不多一天10000日元，熟练之后可以翻倍。一个人若是专门找这种零工来做，维持日常生活没太大问题。
第22节：体力活儿（2）
之所以讲起往事，是因为想到了体力劳动的收入问题。后来，在公司里和一位负责送货的佐川急便司机小伙子聊天，因为听说他们的收入不错，就冒昧地问了一句。小伙子的理想是辛苦几年攒些钱，去北京学习汉方（中医）。他坦率地说，一个月收入在60万~70万日元左右，同僚中新来的低一些，资历较深的或可达到100万日元。当然，他们每天开着车运货送货，“身体不好会吃不消”。
好了，我们来对照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清扫零工，若每周工作六天，大概能拿到30万日元。建筑工地的一个熟练工人，据悉每个月大抵50~60万日元，快递公司的送货员也在这个水平。而根据数据统计，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基本月薪是66万余日元，记者是49万日元，律师是55万日元。诚然，单纯的数字比较并不全面，这些脑力劳动者可能有比较多的休假、更加自由的时间安排以及数字不菲的额外收入，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薪酬上的粗浅对比。
那天，我把以上情况讲给记者们听，他们颇有感触，也吃惊于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蓝领货车司机们固然辛苦，收入却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低迷于社会底层，并且受到轻慢与歧视甚至羞辱，决不是健康社会的表征。脑体倒挂是怪现象，脑体差距过大同样不正常。体力劳动不但是艰苦的劳作，而且更是维持社会运转存续的基础活动，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我的体力劳动经历其实并不算丰富，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洗过碗，在塑料制品工厂做过小药瓶，街头摆过摊，厨房帮过闲，最长的历练是在烤肉店做服务生。这些工作虽然劳累，但精神上却非常充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帮助，特别是像我这种之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坐办公室久了，会怀念起过去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光。从成长的角度来讲，那或许是我在日本最宝贵的收获。
第23节：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丈夫或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通常会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唯一的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初来日本那年，著名喜剧演员、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为举国震动的重大讣闻。战后的日本荧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个是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另一个是渥美清的闲人形象。对中国人学习日语影响极大的教材《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开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与山田洋次导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男はつらいよ》，可见其非同一般的地位。《男はつらいよ》，直译就是《做个男人真辛苦》。我以为此片之所以长红不衰，除了贴近生活的轻喜剧色彩和寅次郎身边不断出现的美丽女子之外，光是这个片名便足以让无数日本男观众感觉被说到了心坎儿上。
对很多日本成年男人来说，“真辛苦”恐怕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在我的小人之心度来，寅次郎在各地游游荡荡，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子，但总是在最后关头选择告别，这不仅营造着有情无缘的淡淡伤感，更暗示了一种逃离的机敏，逃离作为已婚男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成了家，可怜的寅次郎恐怕就会变成一头终日劳碌的牲口。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把镜头对准几个上班族的家庭，对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从妻子那里得到800日元的零花钱，在早晨上班路上买了一罐咖啡之后（120日元），为了省下钱买本新发行的漫画，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饭果腹。而同时，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妇朋友们在宽敞的西餐厅内共进午餐，随后去逛商场，喝下午茶，享受着西式甜点的美味。从两种差距巨大的生活内容来看，丈夫仿佛是供养妻子的一个雇工而已。有午餐的调查数据为证，各行各业在外面吃午饭的平均花费是500~700日元，唯有一类人例外：主妇。她们的平均值是1500日元。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中写道：“外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妇是如何柔顺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或者至少丈夫什么也不想动手做，结果经常就下结论说，日本的男人处于非常大的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