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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作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们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作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戒荤、戒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肉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们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以实质性的惩罚。
六
当佛陀的形像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么?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像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早期也是反对造像的,不仅反对,而且严禁。纯正的基督教徒一直视偶像崇拜为对天主的亵渎和异教复活的标志,于是,正统的信仰与人性中的对偶像崇拜的渴望激烈交锋达数百年之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
吉本同时还梳理出了这一偶像崇拜的发展脉络——崇拜行为是怎样从对圣人的遗物的崇拜变成了对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完全没有真正模特的画像的崇拜,而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等膜拜仪式又是怎么悄悄地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
最早兴起的形像崇拜是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骨的礼拜。常被请来作为居中调解人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但那仁慈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恩,人们都相信,却不停地如雨露般降落在他们的坟墓上,并会无可怀疑地对那些前来拜访、触摸和亲吻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品德和苦难的无生气的遗骨的虔诚的朝拜者赐福。但是比死去的贤人的头骨或草鞋更为有趣的纪念物,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形状和外貌经画家或雕刻家的手制成的逼真的形像。这类形像,是那样适合人的感情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被私下的友情或公开的尊崇所珍视;罗马皇帝的图像便一直受着人民政治上、几乎也是宗教上的崇拜;一种不那么显眼,却更为真诚的崇敬也被加之于圣哲和爱国主义者的形像;那些非宗教的品德,那些辉煌的罪孽,在这些为他们的永恒的天国死去的神圣人物的面前便会立即消失了。在一开头,这种实验还只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可敬的图像被容许谨慎地用于教导无知的人,唤醒麻木不仁的人,并满足由异教入教的人的偏见。通过一段缓慢而必然的发展,对原身的崇拜转移到了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在圣徒的形像前祷告;于是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仪式也偷偷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理智或虔诚的慎重被绘声绘色的显圣和奇迹的传闻所压倒;那些会说话,会动,能流血的神像必然具有神力,当然也可以当作正当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大胆的笔,在冒失地试图用形态和颜色描绘出弥漫宇宙并支撑着宇宙的无限的精神、永恒之父的时候也免不了发抖。但是,迷信的头脑却极容易接受画出的和人相似的神像,特别是上帝的儿子的图像,因为他们屈尊变作人的形像来到人间,而加以崇拜。三位一体的第二身原来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肉身出现;但那一肉身已经上登天国:要不是他的门徒们曾亲眼见到一些他的可见的形像,那么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很有可能会被可见的遗骨和圣徒们的描绘所埋没了。同样的一种宽纵对圣母玛丽亚也是必需的和大有好处的:她被葬的地点无人知道;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天堂的说法,轻信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完全相信。使用,甚至崇拜神像的做法,在六世纪结束之前已牢固确立起来:充满热情的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对这类神像更是异常喜爱:万神庙和梵蒂冈到处装点着这种新的迷信的标志;但是,对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做法,粗鲁的野蛮人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却十分冷漠。遍布古代寺庙的用铜或大理石制作的更为大胆的形像,则非希腊基督教徒的想像或良心所能接受;平面的彩色图一直被看作是更规矩、更无害的仿真图形。一件复制品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它和原物的唯妙唯肖;但原始基督教徒却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们的真正的形像:巴勒斯坦的帕涅斯的基督像很可能是某个尘世的救星的形貌;诺斯替派和他们的渎神的纪念物已遭到了谴责,基督教艺术家们只能靠偷偷模仿某些异教的神像而从中得到启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一个大胆的巧妙的发明立即会被视为十分逼真,从而肯定完全可以对它进行崇拜。”
——几乎任何一种独特的思想,只要它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它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大众心理更改得面目全非,并使彼此之间变得非常相似。至少,从造像和种种仪式来看,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及早期“正统”教徒们无奈的心理都如出一辙。对基督教来说,为各个圣徒的造像使原本的一神教形式至少在看上去显得有些摸棱两可,而佛教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婆罗门的传统神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却只是认为他们也是六道中的“有情”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神”的意义,只是,各位菩萨和罗汉们却借着造像的势头而迅速成为了佛陀这位“主神”之外的次要神灵了。
七
在梁武帝的时代里,北方的侯景无疑是一位数一数二的战争高手。
侯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从长相上看,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还跛了一条腿,身边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权贵和帝王那样有着一位或几位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高僧,他所依仗的只有谋略、勇气和毅力。但是,几乎所有南朝和北朝的政权都不曾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在一场场的战争之中,侯景之名让很多人闻风丧胆。
而事实上,侯景虽然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却绝对不是一位像韩信那种代不两出的天才指挥官,他之所以屡屡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永远在为自己而战,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