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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许可证。这许可证每年要复审，每年要重新登记颁发。这样，就有了政府拿你一把的机会。
这也就使得电台电视台比报纸更拘谨、更胆小。倒不是怕政府来查封电台电视台，司法部和联邦通讯管理局还没有这个权力，但是司法部和通讯管理局可以根据管理电波的种种法令来控告电台电视台，迫使你上法庭打费时费力费钱的官司。这就够麻烦的了。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最受震动的是《纽约时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这时候，尤金·迈尔已经去世，报纸的当家人是尤金·迈尔的女儿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结婚后从了夫姓。
《纽约时报》在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之前精心保密，防的主要是竞争对手。报纸的声誉和独家报道的质量很有关系。当《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由于是星期天，官员们都在家度周末，并没有看到方方面面跳起来。只有《华盛顿邮报》是真正地被惊动了。
可是，他们手里没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们在这个较量中，看来注定是要输给《纽约时报》了。按照报界和通讯社早已有的规矩，各家报纸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时候就要发一份给美联社。其他报纸可以从美联社取得别的报纸的样本，而不必等到报纸在印刷机上印出来、送到街头报摊上才能买到。《华盛顿邮报》惟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负重，在美联社尽早取得《纽约时报》的样报，然后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系列五角大楼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改写”成自己的报道，以满足自己的读者群对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这种常规做法，在外人看来也可以了，重头内容不多不少，只是晚了一天时间。自己的读者那儿是交待过去了，在报业同行看来，却无异于承认自己沦为二流。这种状态，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同仁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你不可能回避这个新闻。就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执行编辑不无夸张地形容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抱头痛哭。”
《华盛顿邮报》一开始的运气真是不好。艾尔斯伯格除了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给了富布莱特参议员，也还部分给了一些反战的学者，所以，民间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途径是可以通往艾尔斯伯格的。星期一早晨，也就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二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编辑接到一个波士顿朋友的电话，说他理解《华盛顿邮报》目前所处的被《纽约时报》占了上风的形势，而他可以帮助《华盛顿邮报》得到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要。这位编辑激动地连忙安排会面时间。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位不告知姓名的女士步入此编辑的办公室，无言地留下一包资料，转身离去，消失无踪。
这是一包直接从五角大楼文件中抽取的复印件。可惜的是，《华盛顿邮报》必须派内行专家来研读判断。他们白天接着晚上赶着分析，等到得出这是可靠的真文件的结论，《纽约时报》的样报到了。大部分内容将在下一天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华盛顿邮报》的失望，可想而知。
《华盛顿邮报》只能继续寻找可能的来源，也搞到同样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在《纽约时报》遭到法院禁制令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是加强了寻找来源的努力。他们看到，一方面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如果他们能找到文件，他们可以发表《纽约时报》没有来得及发表的部分，在新闻报道上扳回一点分数；另一方面，他们知道现在新闻业遭受到了对新闻自由的挑战，新闻业在这一点上同命运，他们可以在新闻自由这一点上扳回一点分数。
作为一家大报，他们的记者编辑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人。《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坚是媒体评论出身，熟悉新闻界的人事。他是在写了一篇尖锐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以后给招募进来的。他以前认识艾尔斯伯格，那时候他们都在兰德公司工作。当《纽约时报》出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个曾经在国防部工作的热情的反战派研究者。
巴迪坚立即开始设法联系艾尔斯伯格，奇怪的是，总也找不到。电话没人接，艾尔斯伯格好像是失踪了一样。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坚接到自称艾尔斯伯格的朋友的电话，但是什么也不说，要求巴迪坚到外面找个公用电话打回去。
巴迪坚自然理解这是为什么——怕窃听。他们在谈论的毕竟是国防部失窃的机密文件。巴迪坚在黑乎乎的马路上找了个投币电话打过去，明确表示《华盛顿邮报》对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有兴趣。对方就又给了他另一个电话号码，要求他换一个公用电话以后，打这个号码去。
这回，终于和艾尔斯伯格说上话了。巴迪坚在电话上再一次向艾尔斯伯格表示，《华盛顿邮报》只要拿到文件，就会利用这些材料发表报道。然后，艾尔斯伯格做了一个复杂的安排，像地下党接头一样。他要巴迪坚当夜从华盛顿飞波士顿，“别忘了带一个大箱子”。
巴迪坚立即回到报社。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那天不在，当家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总编。他们俩并排坐着商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怕惊动了其他人。巴迪坚问：如果我今夜弄到一捆五角大楼文件，我们会不会在星期五就发表？这时候是星期三的夜里。
帕特森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他沉思良久，开口答道：会！去弄来！
不过他们又一致同意，夜里打个电话给头头布莱德利，要布莱德利通过。
巴迪坚立即起身。报社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在进行。但是照新闻业的规矩，谁也没有吭声。
巴迪坚赶往机场，可惜，头一班飞波士顿的班机赶不上了，要等下一班。在机场等着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布莱德利。布莱德利是当时报纸的执行总编。他的回答是：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
这一态度，在此后的48小时里成为《华盛顿邮报》，也成为其他涉及此案的所有新闻业编辑和记者的共同声音：在新闻自由上绝不妥协。
巴迪坚还从没做过这种地下式的活动，所以他买机票还是用的真名。半夜下了飞机，经过一段复杂的接头和转换，他终于拿到了艾尔斯伯格打算给他的东西，那是一大堆复印的纸，没有装订，也没有顺序，甚至没有页数号码。这些纸装在一个大纸板箱里，巴迪坚带来的一个手提箱根本没用。巴迪坚临时向旅馆柜台要了一根拴过狗的绳子，把纸板箱好歹捆一捆，马不停蹄，打道回府。
艾尔斯伯格在向第二家媒体交出这批偷来的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时候，条件是：第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纽约时报》不打架，由于这是涉及30年的历史文件，两家可以在报道的内容上岔开；第二，不把这些文件弄成轻描淡写的小新闻，而是展开持续的系列报道，造成影响。
巴迪坚这次化名在机场要了两个头等舱座位，一个自己坐，一个放那个破纸板箱。哪知道一上飞机就碰到一个熟人，这人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以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时候还是上下级的关系。他来找巴迪坚聊天，感觉非常奇怪的是，巴迪坚居然不把纸板箱挪开请他坐。他忽然恍然大悟似地说：“啊，你弄到它啦！”巴迪坚也装得一脸无辜：“弄到什么了？”接下来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沉默，再也不提。
这一天，是艾尔斯伯格转入地下生活的第12天。也就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发出通知，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人，叫艾尔斯伯格。
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来说，即使有时候要和法律发生冲突，为消息来源保密还是理所当然的职业规范。最早公开在报纸上宣布艾尔斯伯格泄密的是一个叫Zion的杂志记者。他原来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熟人很多。他想探出到底是什么人有本事偷出这些文件，结果探到了这个名字，忍不住自己的发表欲，在杂志上公开了艾尔斯伯格的名字。艾尔斯伯格本人并没有生气谴责，他说他一开始就打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所有责任，而且，这一事件很快就成为妇孺皆知的事情，谁也不再回想，一开始这是多么秘密的一件事。Zion的名字却被新闻界同仁牢牢记住，受到各方谴责。Zion以前在《纽约时报》的同事说，这家伙再也别想把脚踏到《纽约时报》社来。
这些都是后话了。
再说巴迪坚回到华盛顿，已经是6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他在机场就打电话给当家的总编布莱德利，告诉他，东西到手了。布莱德利非常激动，要巴迪坚直接到他家里来。同时，他也把报社的一批能人召到家里。他们要在这里讨论，怎样处理这批文件。
布莱德利还把为《华盛顿邮报》提供法律服务的RKW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请来了。
在这儿，《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对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发生了分歧，产生激烈争论。
巴迪坚带回来的破纸板箱里，有大约4500页机密文件复印件。《华盛顿邮报》面临的法律问题在于，纽约的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出了暂停发表的禁制令。如果《华盛顿邮报》坚持发表，可能被解释为对抗法律，不尊重法庭。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禁制令，《华盛顿邮报》参与发表文件，就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抗争中走到了前列，有利于报纸“树立形象”。这里，既有新闻职业的利益，也有风险。
《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的，就是它有一些涉及公司法的顾虑。《纽约时报》是一个大报业集团，《华盛顿邮报》却是所谓媒体集团的龙头老大，这种媒体集团一直受尼克松及其手下人的攻击。媒体集团一大，它下属的单位接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