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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切体会到“大陆议会”的软弱无力，不堪一个大国的重负。此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没有停止地四处呼吁制宪会议的召开。当然，最后还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才真正把大家逼进了费城的制宪会议：除了惊心动魄的谢思暴动外，当时还有两个州为一条河的航行权，僵持不下，争得不可开交。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话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英王那里。1730年，英王把和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封给贵族巴尔的摩的时候，规定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但是英王偏心巴尔的摩，就把波托马克河的整个水面全部划给了马里兰。这种划分界河的方法实在是少见。弗吉尼亚人挨着河边望洋兴叹，连打条鱼、过条船都不行。两个州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为河的使用权争论不休。那个时代，没有像样的公路，陆运千难万难，马车送个把人还可以颠簸一下，要运送货物就非得靠水运不可。所以，航运权就是生命线。
美国独立以后，两州关系更为紧张。1785年3月，两州商量各派委员，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镇开会协商。这个小镇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漂亮的小城。小城就在河边，那片水面美极了，老街很有味道，一条条横街挨着起名字：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公主街，特别有趣。华盛顿将军解甲归田，他的家维农山庄，恰在亚历山大镇附近。此刻他正过着农家生活，这是他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天天梦想的日子。将军是弗吉尼亚人，当然关心这个调解会，就干脆把会议请到家里来开。华盛顿没有官职，却希望为家乡出把力。
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各州都认为自己有“主权”，不必受他人的制约。一些政治家仍然认为，州的强大是自由的保障，哪怕一丝一毫削弱本州的政治权力，都会威胁本州民众的自由。再次协调时，他们干脆拒绝出席，遂成僵局。而弱小的联邦政府，对这一类争执完全没有裁决权。死结无法解开。
这只是千头万绪、此起彼伏的州际矛盾之一。要是把当时美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矛盾、内外交困的故事讲一遍，大概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现有的政府大陆议会，是根据战争时期的邦联条款成立的。要纠正，就必须从修改这个条款着手，改革才是合法的。于是，他们号召各州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会议，议题是“修改邦联条款”。
于是，1787年，在美国尝试了四年的联邦“弱政府”之后，各州商定，再次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在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试着重新为未来的美国，建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组织。那就是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
你也许会说，原来美国独立之后有那么多问题，美国的建国者们怎么不负责任呢。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当初他们的“散”是如何重要。要知道，打完独立战争，那还是1783年。不要说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就是全欧洲，包括欧亚之间的俄国，也都在帝制之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皇权还是主要的统治方式，专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欧洲国家虽然在学界吹拂着改革之风，深刻地影响着宫廷，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变革，可是，他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举步维艰。
在当时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民主制度的大国。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型战争的胜利者，要站出来当个独裁者的话，真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就是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还少吗？看了他们，再看美国的国父们，你会发现，他们例外地有着一种欧洲学者式的思考、新大陆人的朴实和一份当代政治家少有的天真。
他们理解各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状态和制度，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他们并不想以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剧烈变革的方式去过度推进。美国革命的结果，仅仅是英王离开，各州原有的法律制度一点没有破坏。而这四年的“散”，却给各州带来了制度实践的空间，民主制度先在地方城镇和州一级开始尝试、实施，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他们的“散”，首先是对民众自由的尊重。他们既没有那种负面意义的“个人野心”，没有要愚弄民众、谋一己私利的那种控制欲；同时，也不过于自信地、持有那种被看做是正面意义的“个人抱负”，不认为“我”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散”的潜台词就是，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的，“野心”和“抱负”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或许这样的理解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只是对主观意愿的描述。而政治人物持有怎样的主观愿望，是善是恶，只能根据他的自述，很难客观评判。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也可以辩解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人们能够评判的，只是客观结果。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过分崇拜，不论是出于“抱负”还是“野心”，都是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看上去缺乏自信，却正是当时政治家很难得的谦卑。
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欲望突然增强，而是他们发现“过弱”的“弱政府”，并不起作用，这是他们要修改政府组织的原因。可是，当初这个弱政府的产生，又是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强政府”会自我膨胀，最后吞噬民众的自由。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尴尬，当初对强政府的忧虑，一点没有消失，而弱政府又不管用，他们被逼着要造出一个可能会恶性膨胀的怪兽来。
反省最初发生在上层精英之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对全局纵横交错的问题看得更清楚。而当时的大量美国民众，还局限在自己的蜗牛壳里，不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追求绝对个人自由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因而，反对强政府的观念仍然在美国民间风行。制宪会议消息传来，也就引出许多反对意见。农夫的道理很简单，有政府就要抽税，抽税的家伙就可能欺压百姓。
因此，参加会议者，一方面要不顾民众短视的干扰，一方面还不知道制宪的前景如何。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基调——美国的建国者们忧心忡忡。
而这次会议的主席华盛顿将军，一开始就不想参加这个会。当时各州互不相让的景象，使将军心灰意懒。根据前几次州际矛盾协调的情况去看，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对这次费城会议持乐观态度。更大的可能是会议失败，或者貌似成功，结果却无法推行。战争令将军身心疲惫，如今好容易如愿在家务农，他何苦吃力不讨好，去和又一个前景堪忧的会议搅在一起。
可是，同为弗吉尼亚人的詹姆斯·麦迪逊知道，正因为制宪会议困难，没有把握，华盛顿将军更是一定要出席，甚至没他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大陆议会之外的各州代表会议，有华盛顿的出席，才能够消除民众的疑惑，相信他们是堂堂正正在共商国事，而不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看到华盛顿将军也去开会，大家会想，他连做皇帝的机会都放弃了，他主持的会议还会有什么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华盛顿将军的人格和道德。
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将军无疑是一个传奇。美国没有崇拜领袖的传统，难得竟有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在美国得到大家一致的信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断断不会再有。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另外一个政治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许多国家有过如日中天的领袖，多以能够叱咤风云、号召甚至煽动民众为荣。而华盛顿将军却是美国历史上最沉默寡言、以严谨自律闻名的一个政治家，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己逾越权力的分寸了。他来自辛勤工作的阶层，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他的信念建立在经历、经验和常识基础上。华盛顿将军视自身荣誉为生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绅士一样，他们把荣誉和道德人格看成是一回事。追求荣誉，也就是在道德人格上追求完美。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时代。今天回首去看，不仅这些绅士已经逝去，就连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而不复返，就像是被他们随手带走了。
竭力劝说华盛顿与会的麦迪逊，也是这些绅士中的一个。他出生在一个虽不非常富有，却衣食无忧的家庭，身体瘦弱，性格文静内向，是一个书生型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受教于著名的John Witherspoon。这位大学校长给美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他的学生中后来有56个州议员，33个法官，其中3个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12个州长，29个众议员，21个参议员，一个副总统，还有一个，就是麦迪逊，未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
麦迪逊就是在那儿接受了“自由精神”的教育，在美国本土间接感受了“苏格兰启蒙思潮”的熏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著作，都是麦迪逊熟悉的经典。
独立战争期间，麦迪逊虽然也报名当过义军中的文职官员，但由于身体病弱并没有去打仗。他对政府的运作很熟悉，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就被选进弗吉尼亚议会，并且参与了新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和《权利宣言》的制定。1780年，他被选派到大陆议会，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
麦迪逊知道，假如华盛顿将军出席并且主持会议，会议的公正就有了保障。他坚信只要华盛顿将军在场，事情就会有所不同。对他来说，能不能把华盛顿将军请到费城开会，就像当初大陆议会任命华盛顿将军为北美义军总司令一样，有着决定成败的分量。
最后，华盛顿将军终于被劝动，决定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去开会了。
那是出远门。维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