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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
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
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
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
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
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
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
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
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
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
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
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
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
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
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
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
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
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
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
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
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
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
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
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
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
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1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
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
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
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
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
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
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
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
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
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
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
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
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
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
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
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
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
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
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
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
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
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
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
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
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
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
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
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
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
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
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
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
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
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
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
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第四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
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
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
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对敌人是不能留情的。
我决定不介入政治。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
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思想讨论的方法是：所有
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
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 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
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情开始
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南方学者大多性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
则认为自己出身正统，对党无限忠诚，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上的优越感。 结果思想讨论会自然
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来主导。我为了保护南部出身的学者们费尽了心机，但是，哪怕只是与南
部劳动党系的人有一点关系，想救他都变得很难。还好，最后除了哲学系一位老师之外，南
方学者们都过了这一关。被肃清的那位老师罪名是间谍，理由是与德国修道院的人很亲近。
那位老师学问很大，我很喜欢他。有一天他被秘密警察抓走了，留下了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