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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千金私，邻家是杆秤。来牛保国家外调的那几个人一走，虽然牛保国他们家的人也没有谁对外言语过什么，但牛保国解放前曾经还是过共产党的这事一下子就不胫而走，立马被村里的人传说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街头巷尾，时不时地都能听到有人对这件事在议论：“世上这人呀，你说让人该怎么说呢？复杂得很，谁能弄得清谁的底细？你说，这谁还能意料得到天天挨批判的阶级敌人——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牛保国这人如今居然还一下子给变成老地下党员了。这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还真的没白进行，一下子就给清理出了不少新鲜事来。党支书杜木林他们那一伙平时总在人前炫耀他们的革命资格老，这下子我看谁敢跟人家牛保国攀比？这回可看革委会主任王黑熊这伙熊挨球的咋弄呀。”但人们私下的议论归议论，上级革委会没有红头文件下来，那是不准事的，所以一时间还没有谁能真正把牛保国当作老党员看待，每次开批判会的时候，那些造反派们仍然照样儿让他和其他的黑七类人一样，在主席台的桌子前面站着陪绑，只是在斗争态度上对他比以前不知不觉地稍微温和了一些，相对人性化了，没有谁再把他当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进行专政了——他们有备无患，得给自己多少留着点儿退路。
唯独与之不大搭调的要说还是51年土改时分了牛保国家前院两间厦房的那个老贫农牛百善，他由于太得疾恶如仇了，因而信息就相对闭塞了一些，所以依然我行我素，照旧在不知趣地对牛保国气势汹汹、捩眉瞪眼、骂骂咧咧，在人前总还是理直气壮地说：“我毛爷爷给我分了房子。我在我毛爷爷给我分的房子里住着的。在我毛爷爷给我分的房子里住，我爱在里面干什么就干什么呢，耍球（鸟）都由我着的，他没人管得着！”他在家里没厕所，所以大天白日也不管院子里有人没人，就解开裤带，掏出他那东西，随地方便。牛保国一家祖孙三代，五六口人都挤在一起，住在上院的间半上房和两间厦房里。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出出进进都得从前院里经过，二十来年来他老婆张妍没得法也就这样将就着过去了，可就是他那年轻的儿媳妇和豆蔻之年、初通人事的小孙女，现在一碰到这场合就觉着没法儿忍受得了。更气人的是牛百善这货办一些不雅观的事情又故意不避人，让人碰在当面实实难堪。对此牛保国经常气得不行，然而又像是蒸馍掉进灰里边了——既吹不得又打不得，尽管早已忍无可忍，但又实在无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打掉门牙往自己肚子里吞——谁叫自己是个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而人家可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老贫农，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对象哟！你再有本事能碰得过国家这个有军队、有法院、有监狱的强大暴力机关吗？社会发展到了这一地步，单个人又能奈其若何呢？——实在无力回天哪！
不过，说不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总而言之牛保国的处境还是在不知不觉地一天比一天好转着，是人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很多事情对牛保国来说都比以前宽松得多起来，再也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了。这迹象突出地表现在钉于牛保国家前门边儿的那块写着“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木牌牌儿上。钉木牌牌左边的那颗钉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因松动而掉了，木牌牌儿颠倒着，就剩右边一个角斜挂在那里。庙东村生产大队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们，每都到大队部里来，都得从它跟前经过，走来走去，也不知道他们没看见呢，还是整天忙着干革命、抓大事，没得空儿顾上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反正是从来就没有人理睬过它的岌岌可危，麻烦一下自己那举手之劳，把它去重新整治整治。这些平日不为人所在意的细枝末节，蛛丝马迹，似乎已经在向一些细心观察的人预示：牛保国现在还是不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这问题是不是也似乎已经不再十分重要了？对此，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错觉：阶级队伍怎么越清理还给阵线越发混淆不清了？然而细心的人还是能够从这混淆不清的现象中看得出一些窍道来的，他们隐隐约约已经能够多少预感到社会是不是要乱中有治了。乱，只能是乱了敌人；乱，却能够从中锻炼人民。天下大乱势必会引起天下大治——社会可能要有一点儿什么变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嘛。这么多年来，以“斗争”为纲的暴风骤雨刮来下去，折腾到如今，旷日持久，似乎多少有点儿后劲不足，成了强弩之末，已经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也该有个收场了。
第二十七章 亲自家亲（上）
牛保国的腿伤在他那胖老婆张妍朝天日每的悉心照料下，奇迹般地给一天天康复起来，现在已经基本上能撇开拐杖走路了。他这条腿目前虽然可以断定以后是出不了大力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是不会落下什么明显残疾的，碍不了大事。按道理说这对他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兴的事了，但有谁知道他最近却不知怎的，竟然整天怎么也都高兴不起来，心情反而还总是郁郁不乐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地低沉，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平和。细究其原因，这病症根子原来是扎在他的内心深处，不是肉体上有什么苦痛，而是精神上总觉着不舒畅。虽说阶级斗争后来对他都抓得相当宽松了，可是他还是有些不满足，对自己整天在村子里走路抬不起头，没人正眼瞧他，内心里很是有些不是滋味。这还不消说，忍耐着点儿他还是能够勉强过得去的，让他更恼火的是在自己家里，不管怎么样都咽不下牛百善那一口气。本来是一座三间门面的四合院，早年和哥哥牛保民分家时二一添作五，弟兄俩一人一半儿。继而院中间就砌了一道下半截儿用砖做的、上半截儿用土坯做料，有六七尺来高的院墙。这以来把原本的一座宅子就彻底分成了两院。51年土地改革时自家被定成了地主成分，可哥哥牛保民家道比自己还要殷实，却在定成分这事上安然无恙。紧接着村上斗地主、分田地，就又把他家的这间半院宅子，前房分给了一个原先在西城门洞里住着，看守城门的河南籍孤老头儿李氏。李氏病故后，无儿无女，无人继承这份家业，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把他家这前房当做了大队部。前半院的两间厦房分给了光棍老贫农牛百善，他从那时至今一直都在里面住着。这样以来，牛保国一家人出来进去都要从大队部门口和牛百善的门前经过，一举一动都在大队革委会干部的眼皮底下，也都受着老贫农牛百善的无情监督，很不自由不说，让他最受不了的是耳朵里还总听到的是牛百善那极难听的、不三不四的叫骂：“我在我毛爷爷给我分的屋子里住着的，有我毛爷爷撑腰，我在屋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哩。我想日地主沟子都由我着的，他谁管不着！”你说像这样的日子一天两天也还罢了，牛保国长期整天听着这些受侮辱的话，心里实在气不平，然而想发作又不敢发作，不发作窝在心里吧，又憋得实在难受。在高压政治的氛围里过日子，牛保国心力交瘁，觉着实在没办法再承受得住这种心理压力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辈子老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这种局面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儿？怎样才能得以改变这烦人的现实局面呢？”他苦思冥想着只是束手无策，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锦囊妙计来。但他还是暗中下定了决心，拼死拼活也必须得想出一个应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来不可。这办法不管是好办法坏办法，只要是办法，只要能有效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行，哪怕是给人磕头、变鳖、叫八爷哩，反正长痛不如短痛。这种局面要是不改变，不要说是自己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就是儿子也别想在村里能抬得起头来，过像人样儿的日子，长此以往，恐怕就连孙子以后长大了也得要成龟孙子了，祖祖辈辈、一举一动都是要受人歧视。坚决不能让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社会大局当然自己无力回天，但庙东村这块儿小天地自己还是得要设法扭转扭转乾坤－－－－－总之，牛保国是不甘于老是处在目前这种残酷折磨身心的情形下，就这样永远一成不变地装鳖度日月。他竭尽全力想对目前的状况有所改变，于是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苦苦思考着。
又是一个夏收开始了，村外田野的麦子被一个晚上的东南风给吹成了一片金黄，正如一首歌里唱道：“麦浪滚滚闪金光，……社员心里喜洋洋。”农民们从去年的秋季一直忙活到今年初夏，辛辛苦苦、黑水汗流，为的就是这一料庄稼，这料庄稼几乎可以说就是他们一整年的全部希望，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收获季节。俗话说：“蚕老麦黄，秀女下床。”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不是在《观刈麦》这首诗里也这样写到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农村要是一进入夏收大忙季节，那生活氛围骤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