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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5 。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比如，对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结局，刘文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红楼梦》中实际上已有证据暗示了结果，这就是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蓼汀花溆〃四个字。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贾宝玉给大观园各种山水楼台题写的匾额，都非常满意。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因为这个证据，刘文典认为贾元春是极力反对〃宝黛〃结合的，理由是：〃花溆〃的〃溆〃字形似〃钗〃而音似〃薛〃，〃蓼汀〃二字的反切则为〃林〃。贾元春留〃花溆〃而舍〃蓼汀〃，实际上已为〃宝黛〃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或许是因为视角独特，并且敢于表达新观点，刘文典自然而然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新红学牛人〃，经常被一些院系或者是社会上的单位邀请去讲演《红楼梦》。当代西方哲学史大家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的〃红学〃讲演不仅一般的教授乐于去听，就连当时许多有名的〃红学家〃也是一场不落。传奇学者吴宓（号雨僧）一直以〃宝黛〃爱情命运自况，曾给学生开过〃《红楼梦》讲谈〃的课程，还曾被昆明广播电台请去播讲过《〈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他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成就一向自视甚高，对于一般的〃红学家〃根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他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在1942年的日记中，吴宓两次写到自己听刘文典〃红学〃讲演的情况，一次是3月16日：〃晚，偕水及雪梅在师院7至9（时）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当月30日，吴宓再次写道：〃晚，大雨。6：30出，至工合。冒雨陪典至校中，南区第十教室，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雹声。风雨入窗，寒甚，且湿。〃
据说刘文典讲书时，吴宓总是悄悄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一般是闭目讲课，侃侃而谈，而当讲到自己认为有点独到见解的时候，他总是会抬起头看看教室的最后面，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这当下，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第13节：朋友胡适之（10）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历史原因，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文典研究《红楼梦》的正式文稿。一切酸楚与无奈，只能任凭时间去慢慢品味吧！
〃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是社会名士们一种身份的标签。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引来关注，甚或钦羡的目光。据说，当时一度〃造假成风〃，一些人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居然打着他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不少还真的颇有斩获。想一想也不奇怪，胡适二十六岁就年纪轻轻地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更凭借〃文学革命〃的推动，很快成为中国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与他有点关联，总不是坏事。
刘文典与胡适同在《新青年》写稿，同在北大文科任职，相互的来往逐渐紧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胡适对待朋友至诚谦和、信义和平。有数据统计，1916年一年之间，胡适与朋友往来的书信，收入的有一二一○封，寄出的则一○四○封，可见其交友之广、之诚。刘文典来往书信今存约六十封，其中四十四封是写给胡适的。
刘文典曾经这样评价胡适对于他的教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在北大待得不太如意的时候，刘文典一度想委托胡适帮他寻个新的去处，甚至曾经想过直接跟在胡适后面做〃名学钩沉〃，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逻辑学研究〃。
据著名胡适研究专家、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从目前的材料分析，估计这完全是一种道听途说，应该说，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刘文典每遇到一个生活上的重大麻烦、每做出一个学术上的重大决定，一般都会寻求胡适的援助或者与之商议一番。而胡适往往也会给予中肯的建议、热心的帮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文典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便着手开始校勘《论衡》。《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是一部对掺入了神秘主义和谶纬学说的儒术进行批判的著作。考虑此前并没有人对这本具有较高哲学价值的古籍做过完整的校勘，刘文典因此很想〃把这个重担子挑起〃。不过，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只好写信给胡适，寻求帮助。
胡适素来看重王充的这部书，非常支持刘文典的这个决定。可当刘文典做完了整部《论衡》的校勘工作之后，商务印书馆却回应迟疑，似乎对这本书的市场不太乐观。这让刘文典很是忐忑不安，只得再度请〃老大哥〃胡适出马，帮其联系出版事务。没多久，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就写信来称，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刘文典后来做《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都认真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都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凡是胡适不太赞成甚或反对的，刘文典也就没再坚持。而为了支持刘文典的工作，异常繁忙的胡适还曾四处奔走，最终寻访到一部珍贵的《文选笺证》送给了他。
第14节：朋友胡适之（11）
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最重要的原因均在于胡适这种宽容高尚的道德人格。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ic 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