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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我被一阵哭泣声惊醒。睁开眼，环顾四周，听到不远处工地上传来的敲击声，才 明白身处何处——是挨墙躺着的周小萍。她嘴里说着什么，还在低声啜泣。
我把手放在周小萍肩膀上，摇了摇她：“哎，你醒醒、醒醒啊。”
周小萍睁开眼，睡眼朦胧、眼角带泪：“我、我这是在哪儿？”
“你忘了，咱俩昨晚看电影之后就来到这儿了。”我拉开灯，“想起来了吗？你是不是作恶梦了？”
“嗯——”她点点头，像个小孩，“你这里有水吗？我渴。”
我探下身子，从床底下摸出一瓶矿泉水，打开瓶子，递给她。
她咕咚咕咚喝了几乎一半，看来渴坏了。她眼睛半眯着，睁不开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美国和伊拉克打仗了？”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真是太可爱了。我说：“小糊涂虫，你还能想起昨晚的事啊？”
“我又不是傻瓜。喝吗？”她手举瓶子，问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又还给她：“你还要喝吗？不怕我有肝炎、艾滋病什么的？”
她看看我，努力睁开眼睛：“现在、现在几点了？”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不到一点。”
“啊？我感觉过了好长时间呢，以为快要天亮了——抱抱我。”她伏在我肩上，小鸟依人的样子。
我把她抱在怀里：“你刚才怎么了？梦见什么了？”
“梦见······梦见我妈妈手里提着一把刀子，要来杀我。我就抓着她的手，说妈妈，是我，我是你女儿啊！可是她不停，还要拿刀子砍我。我就吓哭了。”她躺在我怀里，俏皮地看着我，一点也不像说真话的样子。
“骗人，不信。”
“那——那我梦见我一个人睡在一间大大的房子里。半夜里，我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她边哭边说，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呢？妈妈，你到哪儿了？后来我就醒来了。可小女孩的声音还在继续。四周灰蒙蒙的，我发现小女孩的声音是从床底下传来的。于是我穿着白色的睡衣，光着脚下了床，往床底下一看——”周小萍突然伸出舌头，尖叫一声。
我被她吓得打了个寒颤：“shit！你要吓死我啊？胡编乱造的。你在床底下看见什么了？”
周小萍用阴森森的声音压低嗓门说：“我掀起床单，看到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头发是绿颜色的。她胸口插着一把刀。而且······而且鲜血正在从刀口往出流。啊！”她又尖叫起来。
“啊！”我也吓得直叫，急忙钻进被窝。
“讨厌，把被子全拉走了，叫我怎么睡？”这时候她的声音，又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
说完她拥进被窝，从身后抱着我：“好冷啊。”
我转过身，把她搂在怀里。她抬头看我：“我真的常常作恶梦，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个人睡。”
“是你神经衰弱吧？要不就是童年有什么叫人害怕的记忆。”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她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我以为她还会跟我开玩笑。但是我又一次听见了啜泣声。我看见她的眼泪流出来，啪嗒啪嗒滴在被子上。我看着她，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21日凌晨，周小萍作了恶梦，被我叫醒。后来她又哭了。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她就告诉我她上初三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完全像她给我讲述的那样，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原原本本告诉我。而她反复说，这件事情她从来没给第二个地球人说过——
周小萍说初三的时候，她穿得比别的女孩都漂亮，有许多男孩在追。她一收到小纸条或者情书什么的，就全部交给了她爸。那时候她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物理拖后腿。中考前两三个月，她爸就请她们中学一个五十多岁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给她补习物理。这个老师是他们学校物理教研组组长，是市里的劳动模范。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她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老师的办公室补课。夏天，很热，她像往常一样穿着裙子。那时候她喜欢穿红色的裙子。老师给她讲题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碰碰她。她也没有在意，因为老师一向德高望重，再说也很老了，女儿都结婚了。但是有一次，物理老师就掀起了她的裙子······事情过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跪在她面前请她原谅。她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哭。物理老师就扇自己耳光，她还是哭。最后物理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台“海鸥”照相机，说他刚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拍进去了，要是周小萍胆敢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些照片洗无数张，扔到马路上，谁愿意看谁看。
周小萍说她现在清楚地记得照相机上seagull（海鸥）这个单词。那件事情以后，她就经常作恶梦。但是这件事她从来没有给第二个人说，除了我。
说完之后，她很快搂着我的脖子睡着了，模样安详，好像从来没有伤心过。我看着窗外墨蓝色的天空，脑袋里一片混乱。从昨天下午见到她又睡着为止，不过八九个小时。我却似乎经历了很多变数，身心疲惫。我看着熟睡中的她，觉得她真的像歌曲里的那只水妖，正在不断把我吸入水底。
《毕业一年》第二章17
上午上班没干什么事。中午吃了顿饭有些昏昏欲睡。
下午上班，一进办公楼，一股类似醋酸的味道扑面而来。穿堂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走在阴冷的走廊里，感觉正走向太平间。
一到办公室，我就把窗户打开。老李没关他的电视，关于伊拉克战局的消息不断传来。 白岩松又是连线伊拉克的水均益，又是请两个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分析，忙得不可开交。听了半天，我总算知道萨达姆老头有个儿子叫乌代。我斜靠在椅子上，口干舌燥，正想着奶粉喝完了，下班之后是该买“雀巢”还是该买国产的。然后赵处长的秘书就来了。说两点半在“贵宾楼”有个国际会议，有几个领导和两三个老外，需要拍摄，叫我把摄像机什么的都准备好。1：50她准备叫我，在楼下坐车。
我从抽屉里翻出钥匙，去张师傅的老办公室拿了摄像机、充电器、三脚架、电池什么的。一边收拾，一边想，要是来开会的里面有个带病的，那今天下午大家全部玩儿完。我也为我们的对外交流事业壮烈牺牲。
1：50我背着摄影包、提着三脚架准时上车。面包车里除了赵处长和她的秘书，还有技术处的处长，另外还有一个局长。几个人刚刚在“潮泰”用过海鲜，兴致颇高。他们红光满面，说说笑笑，说什么5000万元的项目，跟俄日美三国的合作，一把手前几天因为什么事情拍桌子了，部里头谁这次下去了谁又跑到信息产业部了。反正谈论的话题离我十万八千里，八杆子打不着边。
我一个人蜷缩着腰，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看上去像个呆子。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想打个盹，又被精力充沛的领导们爽朗的笑声不时惊醒。报纸上说海鲜类食品的热量高，看来是科学依据的。我中午吃的是猪肉炖粉条，现在脑袋里混沌一片。窗外的街道在白花花的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干净。路上依然是人来车往，除了都带着口罩，没有太大区别。无论传说中的瘟疫如何，大家总归还是要挣钱生活的。
面包车开过天安门广场时，那个局长望着窗外迎风飘扬的红旗，怀旧之情顿起。说想当年我刚来北京，就背着一床被子，怀里揣着5块钱，从北京站下火车后就直奔天安门，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黑白照，发誓一定要在北京干出个名堂，等等。其余两位领导听后亦感慨万千，说以前的同学里面谁谁谁前一阵子都去了。连赵处长年轻的秘书都随声附和，并且留下一串银玲般的笑声。小秘比我早分来一年，不过为人处世的成熟度比我至少高出5年。我心中暗想，这个机灵的女孩子已经和我辈不是一代人了。最后局长看看赵处长的秘书，又回头看看我，做了总结式的发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算是赶上好日子喽！
到了会场，几个相关领导都来了。赵处长和几位领导握握手，问Bill他们怎么还没来？一个领导说，老外喜欢吃烤鸭，昨天晚宴结束后赞不绝口。今儿中午我又让人带着去“全聚德”，刚才打电话说在路上。他们听了之后就和蔼地笑了。趁着他们谈笑风生的当儿，我抓拍了赵处长和他们交谈的照片。别看赵处长已经年过五旬，还是很喜欢照相的。有时兴致来临，还把我单独叫到她办公室，和我一块探讨哪一张最好。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说，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要是赵处长当时的状态实在不佳，我只好说是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好，或者我选择的抓拍时机不好。总之，我的意思是：一切都是我的错。
部里的几个相关领导看上去都很精神，各个头发乌黑、满面红光。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嘛。不过他们带来的秘书却不怎么样。秘书一共三个。第一个留着披肩长发，身材窈窕举止得体，看着背影觉得相当不错，只是回过头能把人吓一跳。要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说不定会失声大叫；第二个穿着一条非常精致的裙子，上面还绣着几朵小花，看上去价格不菲。只是此人脸上长满雀斑，还是个老鼠眼，说起话来土里土气，像是准备打官司的秋菊；第三个稍微强点，个头少说也有一米六五。只可惜实在太瘦，还是个平胸，估计摸上去满手的骨头，就像摸农贸市场上的羊排。我就想，其实秘书们并不像小说电影里描写的各个漂亮，还是眼见为实。本本主义害死人呐！
我从摄影包里取出摄像机，取下小螺丝，把话筒夹上，而后又用指甲把小螺丝拧上。墙角的电源离得太远，我让服务生找来一块插销板。支起三脚架，夹上摄像机，放进数字带，把插销插上，然后随便拍几秒钟，试试话筒是否装好。这样就可以随时拍了。
过了大约10分钟，外国人就进来了。最先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