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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切都结束了。斯卡利还告诉史蒂夫他要继续他的公司重组计划，另一方面，公司董事已经投票表决正式剥夺了史蒂夫在苹果公司的工作。史蒂夫可以留在苹果公司，但只能当一名“新产品构想者”，不再让他负责苹果公司的任何一个部门。很显然这种方案只有像苹果公司死硬的副总裁戴比·科尔曼这样的人才会接受，其他人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史蒂夫泪流满面地打电话给比尔·坎贝尔和麦克·默里，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天是1985年5月28日星期二的晚上。当时默里的妻子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突然她接到一个紧急信号。她告诉电话接线员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要接线员把电话接过来，随后，她听到了史蒂夫的声音，几乎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声音。她马上叫她的丈夫默里接了电话，史蒂夫告诉默里：“一切都完了，约翰联合董事会投票把我赶出了苹果公司。”这位苹果公司的前市场主管还想再说什么，史蒂夫却把电话挂了。
默里又把电话打回去，但史蒂夫没有接。当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了，默里害怕史蒂夫会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来，他就开车去了史蒂夫的住处。等默里来到的时候，他发现史蒂夫家里一片漆黑。他爬上楼梯来到史蒂夫的卧室，接着把卧室的门打开，他发现这位苹果公司董事会主席正孤独地躺在地板的垫子上。默里不声不响地紧靠他坐了下去，然后紧紧地抱住他这位老朋友——苹果公司的前老板，两个人放声大哭。就这样，默里和史蒂夫两人一起在史蒂夫黑暗的卧室里坐了1个小时，默里只说了一句话：“把你憋在心中的话说出来吧。”他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给史蒂夫以安慰。两人一起待到第二天凌晨，默里在确信史蒂夫不会出什么意外了，才从史蒂夫家里悄悄出来，开车回家了。
当默里第二天早晨又回来看看情况的时候，史蒂夫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第三天下午，史蒂夫还是去了苹果公司，并立即去见了默里，和他讨论到底该怎么办。应该就此离开，还是继续抗争？应该采取拖延战术直到最后垮台，还是应该发表悲愤的公开声明？史蒂夫没了主意。默里告诉他现在他有两种选择：一是采取低调一点的解决方式，现在就悲伤地离开苹果公司，任由新闻界笑骂评说；二是采取趾高气扬的做法，直接从政，站在他们的“头顶”上面，防止他们再出“损招”进行恶意中伤。默里仍督促史蒂夫第二天一也就是5月31日，这一天也是默里30岁的生日，去参加斯卡利召开的公司例行会议。默里还要让史蒂夫在会议上支持斯卡利的公司重组计划，这样做是为了向公司员工表明史蒂夫是支持苹果公司的，他不会持续不断地去进行毫无意义的争吵，史蒂夫是“伟大”的。对默里的提议，史夫失只是说他考虑一下。
在第二天举行的全公司意见交流大会上，默里很高兴看到史蒂夫悄悄地又坐到了听众席的最后一排：很显然，史蒂夫已经决定不再我行我素，而是要当一名积极合作者了。然而，会议开始后，斯卡利却拒绝承认乔布斯的身份。他介绍了苹果公司管理层的新成员，包括加塞、科尔曼，但没有麦金托什机研发部的任何成员。当他向与会人员展示公司的组织机构表时，故意把一个人的名字忽略了，甚至一直到最后，斯卡利也没有提及“史蒂夫”这个名字。对约翰·斯卡利和新的苹果公司来说，史蒂夫·乔布斯根本就不存在了。
史蒂夫最后一次来到他那位于班德雷产业区大楼一角的3号办公室，这座大楼是专门为他的“超级明星队”——麦金托什机研发组建造的。几分钟后，史蒂夫出了大楼，钻进了他的奔驰轿车，开走了。
在6月1日，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圣何塞信使报》在它的头版用头号标题《苹果公司的创建人乔布斯被降职》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旧金山纪事报》和《旧金山观察家报》也在头版对整件事情进行了报道。就美国其他地区来说，史蒂夫从受人瞩目的“舞台”垮下来也是各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事件。
史蒂夫避开了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仅仅向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和家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夜幕降临后，他一直待在自己漆黑的房间里听着鲍勃·迪伦的歌声。
到1985年，史蒂夫已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苹果公司和苹果电脑。虽然落到这种境地，他还是不准备就这样安安静静地退出苹果公司的“舞台”。史蒂夫是一名斗志昂扬的战士、一个激情澎湃的竞争者，他相信他要比任何人都更能把握住什么是真理。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一直陷入沉思中，想着如何做出选择。最后，他准备了一下行装，乘飞机到了巴黎，开始了长时间快乐轻松的商务旅行。他行遍欧洲以提升麦金托什机研发部的形象，他还计划到苏联宣传苹果Ⅱ电脑，因为当时苹果Ⅱ电脑刚刚被同意在苏联销售。对于史蒂夫来说，可能这些活动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
史蒂夫在欧洲做完巡回演讲后，来到了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附近的托斯卡纳山。他买了一条睡袋和一辆自行车，晚上就在中世纪风格的圣吉米纳诺镇的果园里野营。当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意大利这个山边小镇时，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史蒂夫在那里想了很多，但当他思考自己的命运时，不是想着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更加沮丧、消沉了。
到6月底，史蒂夫去了瑞典，仍旧是为了苹果公司做宣传。他的心态也变得老练、稳健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他对一位瑞典的记者说，“就像米克·杰格（米克·杰格（Mick JAgger），滚石乐队的主唱。——译者注）那样，‘你不可能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有时你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
“5年以前，可能我会对这样的说法不屑一顾，可现在我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仔细思考一下，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亨利·福特在20世纪20年代就遇到过几次挫折。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喜欢追求权力的人，我只在乎苹果公司的发展。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研发电脑上，还创建了一家公司。为了苹果公司更好地发展，我宁愿奉献出我的一切。可以这么说，如果苹果公司需要我扫地，我可以去扫地；需要我去清理厕所，我也可以去清理厕所。”
史蒂夫在谈到苹果公司时，往往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沃兹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做多少事情，”在记者问到他是如何看待苹果公司最近有几名主要的管理人员相继离职的，史蒂夫如是说，“安迪·赫茨菲尔德总是抱怨太多，但最终他还是回来了。我能为麦金托什机研发组做的就是让他们所创造的成果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我在向这方面努力时，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可以说，我的想法是好的，但却做得太过头了。”
在7月4日，史蒂夫去了苏联，但他觉得应该准备回库比提诺了。他还想着与斯卡利重修一下感情、调和一下观点，以便于能在苹果公司从事新的工作，当然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行。然而，当他在7月中旬回到苹果公司的时侯，他发现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他们叫我搬出我的办公室，”史蒂夫说，“他们在苹果公司大楼的街对面给我租了一幢小楼。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西伯利亚’。”
“我就这样搬到了苹果公司的对面，我要让苹果公司的每一位行政管理人员都有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斯卡利肯定有，所以我就给剩下的那些人挨个儿打电话，让他们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还告诉他们，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尽管给我打电话好了。”
“他们说话都显得很亲密，但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这一招不灵，我只好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工作。我到了那里后，只能接一两个电话，打开几封邮件看看。大部分公司管理方面的文件都不会再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了。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看到我的车停在停车场里，就过来安慰我，向我表示同情。每当这时侯，我就会感到很沮丧，就得跑回家里待上三四个小时，真的很沮丧。”
“我这样做了几次，但我感觉这简直就是对我精神的折磨，我就不再去了。要知道，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的想念我。”
但有一个人还会想着史蒂夫，他就是仍然对史蒂夫忠诚的前麦金托什机市场部的主管麦克·默里。默里已经搬到和史蒂夫相邻的办公室了。有一天，默里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史蒂夫空荡荡的办公室。在这一个星期里，没有人想到史蒂夫。在重组后的管理层里，一些以前忠于史蒂夫的管理人员在几个星期前曾经答应过史蒂夫，如果有事就找史蒂夫，可现在他们好像突然从公司里“蒸发”了。斯卡利新的“忠臣”们认为，默里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和史蒂夫走得太近。虽说如此，默里还是提出了“一个苹果”的口号，为了对苹果公司新管理层施加影响，他只有这么做了。在1985年的夏季和秋季，斯卡利为了赢得苹果Ⅱ电脑研发组成员和麦金托什机研发组这群“海盗队员”的忠诚，就把“一个苹果”这个口号当做苹果公司的“战斗口号一。默里每次听斯卡利说“一个苹果”的口号，他都要暗地里嘲笑斯卡利。（默里最终也离开了苹果公司，去了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微软公司。）
虽然史蒂夫仍旧是苹果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但他已经不参加公司的日常工作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监督工人装修自己的房子上。后来他又想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事，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进行宇宙探索方面的研究，史蒂夫希望有一天能够驾驶航天飞机。但他又发现，自己并不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他那“探索宇宙”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苹果公司的股票还是一直下跌，最后跌至每股15美元。在6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