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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前。”
“为什么？有什么根据？”
“明显的事，我认为，”彼得·诺顿说。“他差使揽得太多。不知出了什么毛病，他感到有危险。他是在东方人中间的一个白种刺客，至少想想也是危险的，该转移了。上帝知道他已经出了名，欧洲不会没有人雇他。”
戴维·艾博清了清嗓子。“根据艾尔弗雷德几分钟前所讲的一点，我想提出另一种可能。”“和尚”停下来对吉勒特点了点头。“他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条没牙的小鲨鱼身上，让那条凶猛的大鲨鱼横行无忌。我记得这是他的原话，虽然我可能把顺序搞错了。”
“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说。“我指的是卡洛斯，当然啦。应该追捕的不是该隐。应该是卡洛斯。”
“当然，卡洛斯。现代历史上最无从捉摸的凶手，一个我们多数人认为应对我们时代最悲惨的暗杀案负责——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负责——的人。你说得对，艾尔弗雷德，而我在某个方面说是错了。我们不能把卡洛斯忘了。”
“多谢，”吉勒特说。“我很高兴能把我的观点说清楚。”
“你说清楚了。反正我认为清楚了。但是你也使我思考。你能否想象得出对该隐这样一种人的诱惑？他总是活动在充满流浪汉、亡命徒的又热又潮湿的世界以及腐败堕落透顶的政权中间。他会多么羡慕卡洛斯，多么嫉妒那更加放荡、快活、奢侈的欧洲世界？他会经常对自己说，‘我比卡洛斯高明。’不论这些人是多么冷酷，他们的自私心也极重。我认为他到欧洲去是为了寻找一个更配胃口的天地……撵走卡洛斯。这觊觎者，先生，要想称霸。他要想坐第一把交椅。”
吉勒特注视着这“和尚”。“很有趣的看法。”
“如果我听懂了你的意思，”监察委员会的议员说，“那么通过追踪该隐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卡洛斯。”
“正是这样。”
“我想我还是不明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烦恼地说，“为什么？”
“两匹公马在同一个厩里，”沃尔特斯回答说。“准要打架。”
“称霸的不会自愿放弃交椅。”艾博伸手去拿烟斗。“他会为保住位置狠争。象议员先生讲的，我们继续追踪该隐，可是也必须注意森林中的其它足迹。而且，如果我们发现了该隐，或许也应当克制忍耐，等候卡洛斯从后面跟上来。”
“然后把两人一起捉住。”军官补充。
“非常有启发，”吉勒特说。
会议结束，成员们各自准备离去。艾博同五角大楼的上校站在一起，后者正在收拾美杜莎资料，拿起那几张伤亡名单准备插进文件夹。
“我可以看一下吗？”艾博问。“四十人委员会没有这资料。”
“那是我们的指示。”军官回答，把打字的几页资料递给了这个比他年长的人。“我想这资料是从你们那里来的。只有三份。这里一份，情报局一份，还有安全委员会一份。”
“是从我这儿来的。”沉默的“和尚”温和地笑着说。“在我那里文官太多了。”
上校转过身去回答田纳西州议员所提出的问题。艾博没有去听，只顾很快地一行行看那些名字。他感到惊恐。一些名字给划掉了，说明了原因。说明原因是他们不能允许的做法。历来如此。它在哪里？他是房间里唯一知道那个名字的人。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名字就在这里。
伯恩·贾森·C——最后知晓的驻地：三关。天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勒内·贝热隆把听筒摔在桌上的电话机上：他的声调比他的举止略微克制一些。“我们已经查过了她常去的第一家咖啡馆，每一家餐馆和小夜总会！”
“巴黎没有一家旅馆有他登记的名字。”坐在一块画板旁的灰发电话接线员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她可能死了。即使没有死，她也许宁愿死了更好。”
“她也只能对他讲那么多，”贝热隆深思地说。“比我们要少。她对老头子一无所知。”
“她知道的够多了。她跟蒙索公园通过电话。”
“她只管传递消息，而且不知道给什么人。”
“她知道为什么。”
“该隐也知道，我敢向你担保；因此他可能跟蒙索公园铸成大错。”设计师倾身向前，双手握在一起，有力的前臂肌肉绷得紧紧的，双目望着灰发人。“把你记得的一切再对我说一遍。为什么你如此确信他就是伯恩？”
“我这不知道。我说的是他就是该隐。如果你对他的手法描写准确，那么他就是那个人。”
“伯恩就是该隐。我们是从美杜莎记录中找到他的。这就是雇佣你的原因。”
“那么他就是伯恩，可他用的不是这名字。当然，在美杜莎里面有许多人不准用他们的真名实姓。对于他们，假身份保险；他们有犯罪记录。他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为什么是他，别人也有失踪的。你也失踪了。”
“我可以说，因为他到了圣奥诺雷大街。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可是还有很多原因。我观察过他的行动。我曾给派去参加由他指挥的一次行动，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没法忘记的经历。对他也一样。那人可能是——一定是你的该隐。”
“告诉我。”
“我们夜间在一个叫三关的地区跳伞，目的是把被越共监禁的一个叫韦布的美国人救出来。我们事先不知道。死亡的可能性极大。甚至从西贡出发的飞行都是可怕的，一千英尺高空，八级大风，整架飞机颤动得象要散架，可他还是命令我们跳伞。”
“你跳了？”
“他拿手枪对准我们的头，对准我们每一个走到机舱门口的人。我们有可能在暴风雨中幸存，可是头上吃上一颗子弹，决不可能活命。”
“那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十人。”
“你们可以把他干掉嘛。”
“你不了解他。”
“说下去，”贝热隆说，精神集中，坐在写字桌前一动不动。
“我们中间八个人在地面集合，还有两个我们估计在跳伞中死了。使人大为惊异的是我竟然没死。我年纪最大，也算不上身体好，可是我熟悉那里的地形，这是派我去的原因。”那灰发人稍停了一下，在回忆中摇摇头。“不到一小时我们发觉那是个陷阱。我们象蜥蜴一样在热带丛林中逃奔。在夜间他总是单独一人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出去。去杀人。总是在黎明前回来，强迫我们一步步逼近基地营。我认为那简直是自杀。”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必须给你们个理由。你们也是美杜莎成员，又不是士兵。”
“他说那是唯一活着出去的途径。这个说法合乎逻辑。我们当时距离部队很远，需要从基地营找到给养——如果我们能够占领它的话。他说我们必须占领它。我们别无选择。谁要金，他就让谁的脑袋吃子弹——这个我们知道。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占领了营地，找到了名叫韦布的人，差不多快死了，可还有口气。我们还找到了两名失踪队员，他们活得相当不错，看到我们目瞪口呆。一个白人和一个越南人，他们是被越共收买的，用来诱捕我们——诱捕他，我想。”
“该隐？”
“是的，那越南人先看到我们，逃走了。该隐的枪打中了那个白人的头部。我知道，他笔直向他走去，把他的头打开了花。”
“他把你们带回来？穿过边防线？”
“我们之中的四个人，是的；还有叫韦布的那个人。另外五人死了。就在恐怖的归途上，我想我总算明白了那谣传可能是真的——他是美杜莎中间待遇最高的成员。”
“从哪一方面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人，最危险和叫人完全难以捉摸的人。我想当时对他来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他象个宗教改革者、殉道者，可是没有宗教原则，只有以他为中心的古怪的道德观。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对敌我双方都毫不关心。”中年人又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画板，思想却显然到了几千里外，然而又及时回到了身边。“记住，美杜莎充满各种亡命之徒。许多是痛恨共产党的妄想狂。杀一个共产党，基督就会微笑——基督教义的古怪例子。其他人——象我这样的——家财被越盟抢走了，唯一归还的途径就是美国打赢战争。法国在奠边府把我们给抛弃了。可是也有几十个人看到了能从美杜莎发笔财。邮袋里通常装有五万到七万五千美元。一个信使来回跑上十次到十五次，中饱一半，就可以在新加坡或吉隆坡退休或在金三角地带开设自己的贩毒网点。除了酬金高，而且经常能赦免以往的罪行以外，还有无限的机会。我把那奇怪的人放在这一类当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当今世界的海盗。”
贝热隆松开了双手。“等一等。你刚才说，‘一个由他指挥的任务’。美杜莎里面有军人，你是否能肯定他不是美国军官？”
“肯定是美国人，可绝对不是军人。”
“为什么？”
“他痛恨军队的一切，在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包含对西贡司令部的嘲讽。他认为陆军愚蠢无能。有一次，在三关，无线电发来了命令，他关掉无线电，叫一个团长见鬼去——他不接受这个命令。一个陆军军官是不会这么干的。”
“除非他打算放弃他的职业，”设计师说，“象巴黎抛弃了你一样，于是你就尽你所能从美杜莎偷钱，开始经营你自己的算不上是爱国的活动——在你所能到的任何地点。”
“我的国家在我背叛它之前就辜负了我，勒内。”
“再说该隐的事。你说他用的名字不是伯恩，那会是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象我刚才说的，对很多人说来姓名无关紧要，我只叫他‘德尔塔’/（原书注：“原文也可意释为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不。是希腊字母，我想。”
“阿尔伐，布拉沃，查理……德尔塔，”贝热隆若有所思地用英语说。“可是在很多次行动中‘查理’的代号由该隐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