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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确实可怕的人物在逐渐显形。这个谜一样的好色的罗曼蒂克人物变成了一个狡诈、沾满血迹的魔鬼，一个对工资、成本、分配及黑社会分工了若指掌的暗杀业经死商。这种行业非常复杂，但是“卡洛斯”是大师。
这幅画像以一个有声望的名字开始。这名字同主人的职业一样古怪。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据说是委内瑞拉人，父亲是个狂热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是很有名气的律师（伊里奇这名字表明他父亲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敬意）。父亲在他年纪很小时就把他送到俄国接受大部分教育，包括诺夫格勒苏维埃基地的谍报训练。在这一点上，画像有些模糊，只有风闻和谣传。据传克里姆林宫某个负责挑选外国留学生从事对外渗透的委员会看到了伊里奇·桑切斯身上的特性，因而不想要他。他是个妄想狂，总想用枪或炸弹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这青年送回加拉加斯，切断这个家庭同苏维埃的任何联系。被莫斯科所抛弃而又坚决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桑切斯开始建立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世界。循着这样一条道路成为一名与政治无关的暗杀者，接受无论何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顾客可谓再自然不过了。
描写到这里，画像又显得清晰了。桑切斯能流利地讲几国语言——他本国的西班牙语以及俄语、法语、英语。他利用他在苏维埃的训练作为提高技术的跳板。被莫斯科驱逐之后，他又受过几个月集中训练，据说是在古巴人——特别是切·格瓦拉——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掌握了使用各种武器和炸药的专门技术；没有一种枪支他不能蒙起眼睛拆卸、重装；没有一种炸药他不能用嗅觉和手感来识别。他还懂得十向种不同的引爆方法。一切就绪以后，他选中巴黎作为行动基地并且传言出去：有个人愿意受雇去刺杀别人碰也不敢碰的人。
画像又暗淡下来，主要因为缺少出生记录。“卡洛斯”到底多大年纪？有多少个暗杀目标是他干掉的？有多少是神话——无论是不是他自己宣称的。加拉加斯的新闻记者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未找到伊里奇·兰米雷士的出生记录。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姓桑切斯的成千上万，叫兰米雷士的也有好几百，但是没有前面带“伊里奇”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是“卡洛斯”出于深谋远虑而省略掉了？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刺客的年龄是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间。没有人真正清楚。
达拉斯野草萋萋的土墩
有个事实无可争议，那就是他从头几次暗杀获得的利润使他得以建立一个足以使通用汽车公司业务分析人员羡慕的组织。它是效率最高的资本主义，恐惧和报酬换取等量的忠诚和服务。不忠诚的后果来得飞快——死亡。但是服务的收益也来得飞快——丰厚的奖金，巨额的津贴。这个组织似乎到处都有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执行人，然而这个有根据的谣传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些利润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被害人是谁要他杀的？
揣测最多的是十三年前发生的达拉斯的那件事。约翰·肯尼迪被刺事件无论辩论地多少次，没有一个人能满意地解释当时离汽车队三百码的一个野草萋萋的小土墩上发出的一股烟。这股烟被照相机拍了下来；警方摩托车上的无线电有两台录到了声音。但是既没有找到弹壳也没找到脚印。实际上，发生在土墩上的这个唯一的情况在当时被认为没有关系，联邦调查局对它的调查不了了之，华伦报告里也没有提到它。它是由一个名叫K·M·莱特的旁观者提供的，他是北达拉斯人，在受到盘问时陈述如下：
“见鬼！唯一靠近那里的混蛋，是‘裹脚布’比利，在两百多码外。”
比利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达拉斯流浪汉，经常在旅游区乞讨：“裹脚布”名头的来由是，他喜欢用旧布把鞋子裹起来，制造引人同情的效果。据我们记者说莱特的讲话从未公布于众。
但是六星期前，一个被捕的黎巴嫩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受到审讯时吐露了内情。在恳求免判他死刑时他声称知道刺客“卡洛斯”的特别情况。以色列情报机关将报告送给华盛顿，我们的国会记者获得了审讯记录摘要。
供述：“1963年11月卡洛斯在达拉斯，伪称古巴人。他为奥斯瓦尔德制定计划。他是后备。行动由他负责。”
问：“有何证据？”
供述：“我听他说的。他在一段石壁后面的一块小草皮上。他的步枪上有弹壳兜。”
问：“这事从来没有人报告过。怎么没有人看见过他？”
供述：“如果有人见到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装扮成老人，穿件旧大衣，用帆布裹着鞋子，避免留下脚印。”
一个恐怖分子的供词当然不足为凭，但也不应该一概不当回事，何况它关系到一个行刺高手。此人以狡诈著称，而且他本人承认的话惊人地证实了一项既未公布也无人知晓的供词。对这样的供词实在应该认真对待。因为达拉斯的悲剧直接和间接牵连到那么多人。裹脚布比利在几天后被发现由于服用过量毒品而死亡。他是出名爱喝廉价酒的醉鬼，但从来不吸毒。他买不起。
“卡洛斯”是不是土墩上的那个人？极不寻常的生涯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开场！如果达拉斯是他的“行动”，那会有多少百万美元进他腰包？当然足够建立一个由眼线和杀手构成的自成一个社会的网络。
这个谜一样的人有很多可捉摸的东西；卡洛斯很可能是个有血（太多的血）有肉的魔鬼。
玛丽放下杂志。“你说要做游戏？”
“你看完没有？”贾森从窗口转过身来。
“看完了。”
“我猜想一定有许多谁。理论、假设、方程式。”
“方程式？”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那边有反应。其间存在某种关联。”
“你是说有联系，”玛丽说。
“对，联系。说的不少，不是吗？”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它不是法律诉讼摘录；其中有很多揣测、谣传和第二手情况。”
“但是也有事实。”
“资料。”
“对，资料。很好。”
“什么游戏？”玛丽又问。
“名字很简单，叫‘圈套’。”
“套谁？”
“我。”伯恩坐着倾身向前。“我要你问我问题。凡是文章里有的都可以问。一个短语，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谣传，某个情况的片断记录。什么都可以。听一听我的反应。我的直觉反应。”
“亲爱的，那并不能证明——”
“照我说的做！”
“好吧。”玛丽举起那本《波多马克》季刊。“贝鲁特，”她说。
“大使馆，”他回答。“公开身份是参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长在马路上被枪杀。三十万美元。”
玛丽看着他，“我记得……”她开始说。
“我记不得，”贾森打断她的话。“继续问。”
她看了他一眼，又回到杂志上来。“巴德尔·明霍甫。”
“斯图加特。雷根斯堡。慕尼黑。两个人被杀，一个被绑架。巴德尔承认是他干的。钱的来源——”伯恩停了一下，然后惊异地低声说，“是美国。底特律……威乐明顿，特拉华州。”
“贾森，什么是——”
“请问下去。”
“名字，桑切斯。”
“全名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他回答。“他是……卡洛斯。”
“为什么是伊里奇？”
伯恩迟疑了，目光游移。“我不知道。”
“这是俄国名字，不是西班牙名字。他母亲是俄国人？”
“不是……是的。他母亲。那必定是他母亲……我想。我不敢肯定。”
“诺夫格勒。”
“谍报基地。通讯，密电码，频率。桑切斯是大学毕业生。”
“贾森，这一段你看过！”
“我没看过！请往下说。”
玛丽的眼睛回过来扫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德黑兰。”
“八个人被杀。委托者——霍梅尼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价钱，两百万。来源，苏联的西南部。”
“巴黎。”玛丽迅速地说。
“所有契约将通过巴黎办理。”
“什么契约？”
“那种契约……暗杀。”
“谁杀的人？谁的契约？”
“桑切斯……卡洛斯。”
“卡洛斯？那么它们是卡洛斯的契约，杀人的是他，同你无关。”
“卡洛斯的 契约，”伯恩说，似乎茫然若失。“同……我无关。”他重复一遍，近乎耳语。
“你刚才说的，贾森。这些事与你没有丝毫关系。”
“不！不是这样！”伯恩大声说，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原地不动，双目向下盯着她。“我们的契约，”他轻轻地补充说。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在回答！直觉的反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巴黎来！”他转身走向窗户，抓着窗户框子。“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目的，”他接着说。“我们不是在寻找谎言，而是寻找真情，记得吗？也许已经找到了；也许这声游戏已经揭露了真相。”
“这种测验不能成立！这是一种痛苦的偶然的记忆练习。象《波多马克》季刊这样的杂志登载的消息全世界半数报纸都会登载。你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过。”
“事实是我仍记着它。”
“不是全部。你不知道伊里奇名字的来源，不知道卡洛斯父亲是委内瑞拉的共产党律师。我认为这两点很突出。你没有提到古巴人。如果你记得，就会引导到这里所写的最惊人的猜测，可你只字未提。”
“你说什么？”
“达拉斯，”她说。“1963年11月。”
“肯尼迪，”伯恩回答。
“是吗？肯尼迪？”
“发生在那个时候，”贾森站着不动。
“是的，但是这不是我要寻找的。”
“我懂，”伯恩说，声调又显得毫无表情，好象在真空中讲话。“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墩……‘裹脚布’比利。”
“你看过这个！”
“没有。”
“那你以前听说过、看到过。”
“可能，可没有关系，是不？”
“停止吧，贾森！”
“又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