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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
“可以说对某些客户和同业间的要求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象在证券交易所登记的公司核查得那么严格。苏黎世联合银行也是私人银行。”
“这要求是联合银行提出的？”
“请求……要求……是的。”
“谁是瓦洛阿的老板？”
“谁？许多——一个财团。十到十二人，连同他的家族。”
“那我必须同你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跑遍整个巴黎到处去找人，那未免有点愚蠢。”
“我只是个办事人员，一个雇员。”达马克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熄掉手上的香烟，又换了一支。还有火柴。
“安排了些什么？”
“我可能丢掉我的职务，先生！”
“你可能丢掉你的性命，”贾森说，十分不解为什么这些词句来得这么容易。
“我的数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大。”
“也不象你讲的那么天真，”伯恩说，他的目光望着坐在桌子对面的银行家。“你这种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达马克。你的衣着，你的发型，乃至你的走路。你太装模作样了。象你这样的人要不是了解底细也不会当上瓦洛阿银行副总裁。你要保护自己。你干丑事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屁股。现在，告诉我是些什么安排。你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达马克划着一根火柴，伸到香烟下面，眼睛看着贾森。“不必威胁我，先生。你是阔佬，为什么不给我些报酬？”银行家紧张地笑笑，“顺便说一句，你说得很对。我是问了一个问题。巴黎不是苏黎世，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必须掌握情况。”
伯恩往后靠了靠，转动着手中的酒杯，里面冰块喀喀相撞的声音显然使达马克心烦意乱。“说一个合理的数，”他最后说，“可以商量。”
“我这人通情达理。按照价值来决定，由你自己去定。全世界的银行家都是从得到他们指点的客户那里获得报酬的。我愿意把你当作客户。”
“我相信你会，”伯恩微笑说，这人的厚脸皮不禁使他摇头。“那么我们从贿赂转到了赏金。私人咨询和服务的酬报。”
达马克耸耸肩。“我同意你这个定义。如果有人问，我就重复你的话。”
“什么安排？”
“从苏黎世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款子带着一张秘密卡片——”
“一张卡片？”贾森打断说，回想起在联合银行了芙尔的办公室里，康尼希走进来的时候也说过这话。“听说过一次。那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句注明日期的条件。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做法，那时一些大银行——主要是罗希查尔银行——用来记录国际资金调拨的最常用的方法。”
“谢谢。这次具体说些什么？”
“当账户启用时，要打开并执行另行密封的指令。”
“‘启用’？”
“就是存款或提款。”
“如果我去找出纳，出示存折要求付款？”
“一个双星号会出现在交易电脑上，你就会被送到我的里来。”
“不管怎样，我已经送到你这里来了。电话接线员告诉我的是你的办公室。”
“巧合。海外服务部另外还有两个负责人，如果你同其中一个联系，这张卡片也会指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我是主要负责人。”
“我明白了。”但是伯恩并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在这连续发生的事件当中有一个间隙，一个需要填补的间隙。“等一等。你叫人把账户送到你办公室的时候对卡片一无所知？”
“我为什么去要账户？”达马克打断了话题。他正等着这个问题。“要讲道理，先生。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明身份，然后又说他谈的是四百万法郎的事。四百万。你难道不急于为他效劳？不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灵活迁就些？”
看着这不愉快的银行家，贾森意识到这在他所说的事情里是最无关紧要的。“那指示，是什么？”
“从一个电话号码开始——没列在电话薄里，当然。要先挂个电话，把所有情况通知对方。”
“记得那号码吗？”
“记住这些东西是我一定之规。”
“我相信。什么号码？”
“我必须保护自己，先生，要不然你怎能弄到手？我问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说的？只是反问，无需回答。”
“这就是说，你已有了答案。我是怎样弄到的？如果答案已经有了的话。”
“答案在苏黎世，用极高的代价收买某个人，使他不仅违背火车站大街上最严格的规章，而且违反了瑞士法律。”
“我知道是谁了，”伯恩说，康尼希的脸出现在他眼前。“他已经犯了这罪。”
“在联合银行？你在开玩笑？”
“一点也不。他的名字叫康尼希，办公桌在二层楼。”
“这一点我会记住。”
“肯定你会。号码呢？”达马克告诉了他。贾森把它写在一块纸巾上。“我怎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一个合理的保证。你还得付给我酬金。”
“很好。”
“既然价值大小看我们谈话内容，我要告诉你，这是第二个电话号码，头一个给取消了。”
“解释一下。”
达马克探身向前。“一份卡片原件的影印本由账户的信使一起带来。它封在一个黑色匣子里，交给负责档案的管理员签字验收。里面的卡片由联合银行的一名合伙人证明生效，由一名普通的瑞士公证人副签。指示很简单、明确。所有与贾森·伯恩账户有关的事都要马上挂长途电话到美国通知联系人……下面卡片作了改动，纽约的号码销掉了，换上了个巴黎的电话号码，上面还有首母签字。”
“纽约？”伯恩插话。“你怎么知道是纽约？”
“写在括号里的电话地区号，在电话号码前面，没有改掉。它是212。作为海外部第一副总裁，我每天都打这样的电话。”
“改动的时候很草率。”
“可能。可能改的时候太仓促，也可能没有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指示的主体未经过重新公证是不能取消的。纽约电话多，改动一下，风险小。无论如何，这一改换给了我问一两个问题的机会。银行家最讨厌改动。”达马克喝干了杯子里剩下的酒。
“再来一杯？”贾森问。
“不，谢谢。那会处长谈话时间。”
“谈到哪儿停止由你定。”
“我在想，先生。在我开讲之前你脑子里应该大体有个数字。”
伯恩端详了下对方。“它可能是五，”他说。
“五什么？”
“五位数。”
“我就开始。我对一个女人说过——”
“女人？你一开始怎么说？”
“实话实说。我说我是瓦洛阿的副总裁，按照苏黎世联合银行的指示办事。还能说什么别的？”
“说下去。”
“我说我同一位自称贾森·伯恩的人联系了。她问我多久以前，我回答说几分钟前。于是她很想了解我们谈话的内容。这时我说明了我和顾虑。卡片上明确说该打长途电话给纽约，不是巴黎。自然，她说这用不着我担心，改动是经过签字授权的，因此如果告诉苏黎世说瓦洛阿有位负责人拒绝遵守联合银行的指示，我愿意吗？”
“停一下，”贾森打断说。“她是谁？”
“我不清楚。”
“你是说这么长时间都是你在说话，她没对你说什么？你也没问？”
“卡片的规矩。如有姓名给你，很好。没有，不去问。”
“问电话的事你并没犹豫。”
“只不过是种策略；的需要信息。你转来四百五十万法郎，数目可观，是位的势力的客户，也许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线……先犹豫，再同意，再犹豫，再同意，这就是人们了解事物的方法，特别是当一方在谈话中表现出焦急的时候。我向你保证，她当时挺着急。”
“你了解了些什么？”
“应该把你看作危险人物。”
“从哪方面说？”
“还不能下定论。可是既然用了这个字眼，已经足以使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安全部门。她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已经越出安全部门的范围，越出国际刑警组织的范围。’她说。”
“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事情十分复杂，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最好还是私下处理。可是，从我们谈话以来，这事现在给了我某种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你真应该好好酬谢我。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那些寻找你的人也许都是越出安全部门和国际刑警组织范围的人。”
“可以商量。你对那女人说我正在去你办公室的路上？”
“一刻钟就到。她叫我在电话上等一会儿，她马上就回来。她显然又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她的最好指示，要我把你留在办公室里，直到有人找到我秘书那里询问一件有关苏黎世的事，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点下头或做个手势把你指给那人看，因为不能出差错。那个人当然来了，然而，当然啦，你根本没来，所以他和他一个同伴在出纳的柜台前等候。听了你的电话说你准备去伦敦，我便走出办公室去找那个人。我的秘书把他指给我看了，我就去告诉了他。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啦。”
“你有没有因为还得有人来辨认我而感到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觉得过分。卡片是一回事——电话，不见面的联系——可是直接参与。公开的，就象这件事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那个女人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
达马克清了清嗓子。“她明白表示，她所代表的一方——实际上卡片本身已经证实了那一方的地位——会记住我的合作。你看，我什么也没保留……他们显然不认识你的相貌。”
“一个曾在苏黎世见过我的人在银行里面。”
“然而他的同事们不相信他的眼力，或者也许不相信他认为他所看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只是一种观察，先生。那女人的固执。你必须懂得，我坚决反对任何公开的插手，那不符合卡片的规矩。她说没有你的照片。显然撒谎，当然啦。”
“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