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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打心底里不愿承认蚕豆偷土匪的钱包只是为了买一部手机，我宁愿相信他偷钱是为了给他妈看病，或是为了给他爸租一个好一点的摊位。就算他不争气做了小偷，我仍然希望这个小偷的心里还装着别人，尽管这个别人是他的亲人，但起码他心里不是只有他自己。做小偷已经够让人郁闷的了，做心里只有自己的小偷就更让人郁闷！
其次尽管蚕豆做出了偷窃这样的事，我还是忍不住希望他能有机会改正错误，并且希望他还能够继续做我和棉花糖的好朋友！我不想轻易地放弃跟蚕豆的友谊，因为这友谊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我、棉花糖还有蚕豆，我们三个曾经一起对着蜻蜓的尸体发过誓，要一辈子友好下去，那具蜻蜓的尸体至今还在我床底下的鞋盒子里珍藏着。
话说那具蜻蜓的尸体本来可以有一个更体面的安身之所——就是土匪送给我的那个精致的木头盒子。那个木头盒子别提多好看了：淡棕色的漆光滑闪亮，顶部有一个能掀开的盖子，盖子上镶有精致的象牙色的雕刻图案，图案是有翅膀会飞的天使。盒子底部还有四个可爱的小抽屉，抽屉上还有十分精巧的铜拉手。那个盒子恐怕是我长到这么大见过的最漂亮精致的盒子了，我喜欢得简直没法形容。只不过那么漂亮的盒子我却不能用它来珍藏我的那些宝贝，因为我实在不敢把它拿回家里，我怕万一被老妈发现了它就会壮烈牺牲。
同学赠送的礼物，老妈是从不容许我接受的。因为对于礼物老妈有她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中国人最讲究礼尚往来，她说我们不能做那种只求进不讲出的人，那样做人会让人瞧不起。如果有人送给我们礼物我们理当回赠，只有如此才不会在人情和礼节上有亏欠。但是我们家的条件不允许我回赠礼物给同学，因为我们只有活命的钱，并没有从事社交活动的钱。（老妈把同学相互赠送礼物的行为称为社交活动，而我则对老妈的这种说法表示了异议。我说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还没有走向社会，我认为同学之间相互赠送礼物的行为不能称为是社交活动。然而老妈的回答却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学校里有人，而且有很多人，所以学校也是社会！）因为不能回赠礼物，所以老妈便不容许我接受礼物。
自从老爸和老妈离婚以后，我仅仅从同学那里接受过两样礼物：一样是侦探送给我的小瓷偶，还有一样就是土匪送给我的木头盒子。只是土匪送给我的木头盒子被我藏了起来，没让老妈看见。但是侦探送给我的那个小瓷偶我却把它大摇大摆地摆在了我的书桌上。我之所以敢把侦探送我的礼物明目张胆地摆进老妈的视线里，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可以用来说服老妈留下它的理由。
话说老妈发现那个小瓷偶以后足足盘问了我好几天，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总算保住了它。我说是同学去北京夏令营回来后送给我的，又说他是班干部，他送给我这个瓷偶的目的是为提醒我上数学课的时候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老是睡觉。我还说，自从有了这个瓷偶，我上数学课的时候就再没睡过觉了。老妈听了我的解释又结合我数学成绩的确有了进步的事实后似乎也认为瓷偶有它存在的意义，所以也就没再说什么了。我想老妈之所以决定放那个瓷偶一马，一是因为她觉得那东西的价值还不足以让她大动干戈，二是因为它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督促我好好学习的功效，三是那几天她恰好没什么精神，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有了一个成功收下礼物的案例，我还是没有勇气拿土匪的礼物去冒险，我不敢奢望土匪送给我的木头盒子会有和那个瓷偶一样的好运气。因为那个木头盒子实在太不平常了，像那样的木头盒子在我们中国的商店里根本看不见，完全是异国风格，看上去非常的特别和精致。如此特别和精致的东西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家老妈发现的话是绝不会给它留下任何生机的。何况老妈是那种没事都要找事闹腾的人，真有事的话，她能搅得五湖四海都不得安宁。我不想因为一个木头盒子给老妈兴风作浪的机会，所以我只好忍痛把它寄存在棉花糖那儿了。
自从把那个盒子寄存到棉花糖那儿以后，我去她们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尽管存放在棉花糖家的木头盒子是个没有生命的物件，可是它却像落荒一样让我牵挂，有事没事总想去看看它。
啰嗦了这么多话题好像被我给扯远了，还是再说回蜻蜓的尸体吧。总之我不想违背我们三个对着蜻蜓的尸体许下的誓言，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这是唯一一次跟人盟誓。这个誓言能不能实现，将直接关系到以后我对盟誓这种事的看法和态度。
“奇奇，刚才小唐来电话都说什么了？”我正在七想八想，突然听见老妈问道。我吓了一跳，侧过头看了看，发现老妈已经从厨房回到客厅来了。
虽然蚕豆偷钱包的事让我觉得很郁闷，这会儿很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以便倾吐一下心中的郁闷。如果这个时候小姨或是杏花春雨在该有多好啊，可惜我的跟前只有老妈，我可不想向她倾吐什么郁闷，那么做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老妈会让我更郁闷！因为预见到了结果，还因为我不想让老妈因为这件事对蚕豆从此抱有成见，从而限制我跟蚕豆来往，所以我很明智地决定把蚕豆偷钱包的事憋在肚子里。
“小唐也没说什么！”我答道。
“我刚才好像听见你说‘胆子小还敢偷钱包？’，是谁胆小？又是谁偷了钱包啊？”老妈很不甘心地追问。
“我就是好奇到底谁偷了钱包，所以才跟小唐那么说的！”
“这么说偷钱包的人还没有抓到？”
“嗯！”
“连可疑的人都没有吗？”
“可疑的人当然有！”
“谁？谁可疑？”
“谁都可疑！所有的人都在相互怀疑！还有人怀疑是我偷的呢！”为了彻底消除老妈的疑虑，我忍不住加大了佐证的力度，却没想到加过了头。
“谁？谁说是你偷的？你告诉我！”老妈一声断喝，吓得我差点儿从沙发上跳起来。
“为……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很忐忑地问。
“我去找他家长去，我要当着他家长的面问问他，问他有什么证据说是你偷的！如果他没证据就这么诋毁你的话他必须当众向你道歉！”老妈的声调拔得更高了，老妈真的很擅长拔高音，只不过她的这种天分没用在正地方，如果用在唱歌上，说不定她会成为很不错的女高音歌唱家。可惜她把她的这种拔高音的天分都用在大喊大叫地跟人说话上面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我老爸给喊跑了，把自己喊得心情很糟，还有把我喊得听见她的声音就心惊肉跳的。
“不……不用了，不用找家长了！”我说。
“为什么不用？难道就这样任凭别人诬陷你？”老妈继续叫嚷。
“反正大家彼此彼此！”
“什么叫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就是都差不多，他说我偷了，我也说他偷了，他没证据，我也没证据，大家都在相互乱指，大家也都知道是在乱指，所以也没人相信。别再说这件事了，我要写作业去了，明天还要测验呢！”我使出了我的杀手锏，说要去写作业通常能够及时结束我跟老妈之间不愉快的谈话，这一招屡试不爽。
果然，老妈听我这么说，终于不再纠缠我了。我连忙把落荒放回地上，起身逃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棉花糖早早便在胡同口碰了头，我们俩都明白这么早就出来碰头是为了什么事，可是奇怪的是我们俩见了面后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约而同地一块儿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路过前街小区的大门时，我看见院子里有一队保安正在列队，排在队尾的那个保安个子明显比别人矮了一大截，一颗小头上顶着个大帽子，每次一低头那个帽子就会掉下来挡住他的眼睛，于是他就会伸手去把帽子重新带正。个子很矮的他站在队尾，就好像摆在一大串整齐的文字后的一个句号。是的，那个小个子保安排在队尾的情形让我首先联想到了句号，不过紧接着我又联想到了豆子，对，一颗让人心烦的甚至让人觉得是多余的豆子。
“你说蚕豆将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保安？”我盯着那个小个子保安问棉花糖。
“保安？你有没有搞错！”棉花糖诧异地叫道。
“在他偷了土匪的钱包以后你觉得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保安的了，是不是这样？可是他一次做了小偷，也并不说明他以后永远都是小偷啊，你说呢？”
“……”棉花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怎么不回答？”我很想知道棉花糖的想法，于是忍不住追问道。
“你也知道，这种事儿传得很快的，很快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是小偷。做一次小偷的确并不说明以后永远都是小偷，可是小偷的名声却很可能是永远的。杏花春雨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早就说过：‘人要建立一个好名声很不容易，可是要毁掉一个好名声却轻而易举。人想要改正一个错误也不难，难的是改变那个错误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这些话杏花春雨跟我们也说过！”经棉花糖一提，我立刻也想起了这些话，这些话杏花春雨的确不只一次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过，而且是用一种很诚恳的态度说的，就是说不是用教育人的那种语气说的，所以听了以后让人印象深刻。
“总之关于名声这种事很复杂，再加上蚕豆又是一根筋，我对他的头脑本来就没什么信心，和平时期没信心，危难时候就更没信心！”
“咳！”听了面花糖的话我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棉花糖的话是对的，尽管它们和我的愿望相反。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又问。
“听天由命吧！”
“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可不可以想想办法别毁掉蚕豆的名声，你刚刚也说过了，人要建立一个好名声很不容易！而且……”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