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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阴等。所谓阳明燥金者，以阳明为燥土，然何以与肺金相干呢？以肺胃在气化上关系至大，故有阳明随太阴之均衡与否而升降之说，肺气不降，则胃气亦不降也。承气汤用硝黄必伍枳朴（调胃承气汤之用神不在攻下，故不伍枳朴，仅伍以甘草，以甘缓之），他经准此，不赘，这是气化论。
以上是六经之常道观，亦即“有”部之学问。如细究外感热病之机转，从“无”以观“有”，则规律更加复杂。试观《伤寒论》论阳明有“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论少阳又有“伤寒三日，少阳脉小”之说，岂不与《素问？热论》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之说相悖乎？如果把《伤寒论》的这种论断，说成错简或传抄之误，未尝不可，如果不这样轻率，就此深入研究一下三阳经之机转，亦可导致一下几个论断：
（1）太阳为阳中之阳，少阳为阳中之阴，两样合明为之阳明，故其传变规律为太阳——少阳——阳明，故曰“阳明为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有的读者，认为此话意为伤寒传至阳明则无所复传而自愈。其实是说有死之虑，下之则愈。正因如此，在临床上是否在阳明清下之后还有可能再来一个“往来寒热” 的少阳证呢？阳明为里，里实已成，复出半表半里的可能性有多少呢？由是观之，伤寒传变当是太阳——阳明——少阳的规律了，于是就不能以《伤寒论》行文的撰次而拘其说。
（2）少阳居于太阳（表）与阳明（里）之间，是两端中的任何一点，但不必绝对是中点，可能偏于表，也可能偏于里，其具体所在，当以临床见证定之。如是说来，论少阳的口诀当是“半表里”，而不当是“半表半里”。了彻是意，方可理解少阳篇的处方大都是偏表偏里、寒多热少或热多寒少的不同见证，以药味之阴阳或其比量的不同来加以校正，以收补偏救弊之用。例如小柴胡汤，“君”柴胡以行诸药入少阳，升清以化浊；“臣”芩夏以解寒热，热盛口苦甚者，重用黄芩；寒多呕多者，重用半夏。寒多者加桂姜，热多者加芒硝、牡蛎。柴胡桂枝汤、柴胡加芒硝等汤之法，亦皆由是而起也。此丹医关于柴胡汤之胜义也。
（3）从“有”部观之，外感热病皆起自太阳，但亦有直中阳明、少阳或直中三阴或“两感于寒”者等等之类。但从“无”部观之，大可非是。人中外邪，当其始见六经形证之前，其人是否仍处于阴平阳密、天地交泰的“中和”状态呢？当然不能这样认为，故《内经》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其意也。这是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再说在外邪既中之后，尚未见六经形证之前（即在医学上处于所谓潜伏期之时），人身形证，可用六经中哪一经来解释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以上第一个阶段，当属阴阳失和，六经俱病；第二个阶段，是即少阳病阶段。盖经曰少阳属胆，为十二经之主，为三阳之枢，亦曰祖气。祖气病，则阴阳随有偏胜，枢纽病，则阴阳争战，因而发热恶寒或往来寒热，或但热不寒。由是观之，三阳传变次第，岂不该是少阳——太阳——阳明的规律吗？
以上观念非为诡辩，实有助于对六经正义之全面了解。纵观以上各论，“六经非为伤寒而设”实有胜意也。
温热家所谓的卫气营血以及三焦之说，其体仍不离六经，唯用上有殊耳。试观叶天士所谓“温病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苟与伤寒六经拘求其异，大可作许多文章，但从“体”上观之，根本则同。其所以“上受”，亦因头项部位口鼻之见证而言。首先犯肺，不亦在表吗？逆传心包，以心胃在经络“里支”乎为表里，不亦阳明乎？陆九芝所谓“自来神昏皆属胃家”，是其意也。复观叶氏所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此虽下里巴人之音，亦不过六经之变说耳。所谓卫者，不亦表乎？汗之者，不亦解表透热以和荣卫乎？在气者，治以清气诸药，不亦阳明清法下法之变称乎？所用汤剂不亦白虎、栀子、承气之类乎？卫之后方言气者，《伤寒论》不亦有“本发汗而复下之，治之为逆，若先发汗，治不为逆”之论乎？所谓清荣法者，亦下后之变证，其治主在阳明，叶氏用犀角、元参、羚羊角，是适应温病热盛之特征的用法，其法可采但非必采，不论如何亦不能说神昏不在六经之内。所谓“入血直须散血凉血”者，所用丹皮、地黄、知母、百合不亦在《金匮》中有之？所用加减复脉汤不亦《伤寒论》之炙甘草汤去归、桂之类乎？所加“甲”者，不亦在伤寒火逆变证之中乎？总而言之，不能因治方之异，而说明卫气营血与六经正义有何本质的不同。至于吴鞠通《温病条辨》的“三焦”论治立说，其实全书无出仲景绳墨之外，“新瓶旧酒”徒乱后学耳目，无甚可取。王孟英说他“未读《内经》”，徐霖说他“医道罪人”，诚属正见。况吴氏尚不知三焦在名象上究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