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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肯定的是，与在一个自由经济中相比，在一个国际性计划体系中，较为富
裕的因而也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贫困国家仇恨和猜忌的对象，
而后者全都会认定，只要它们能够自由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它们本来就能够更为
快速得多地改善他们的处境，至于这种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提。的确，如果
开始把实现各民族间的公平分配视为国际性计划当局的责任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理
论稳步和不可避免的发展无非就是阶级冲突将变成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当前存在许多有关“为了生活水准的均等化而实行计划”的糊涂言论。稍为详
细地考察一下其中的某个建议，看看它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这会是富有启发意义
的。目前，我们的计划者特别喜欢提出来要为之制订这种计划的地区是多瑙河流域
和东南欧。毫无疑问，出于人道主义和经济的考虑，也出于欧洲未来和平的利益，
这一地区的经济情况亟待改善，而且只有在和过去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才能实现
这一步。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要求我们根据一项单一的总计划来管理这一地区的经
济生活，根据事前制定的计划表来促进各种产业的发展，而且地方发挥自身积极性
与否有赖于中央当局是否批准并把它编入总计划。例如，人们不能为多瑙河流域创
建一种像田纳西河峡谷管理局之类的东西，如果不因此而在事前决定未来许多年中
居住在多瑙河领域地区里的各个民族的相对发展速度，或者不使这些民族各自的雄
心和愿望服从于这个任务。
制订这种计划必然得从规定各种要求的优先次序入手。为了有意识地把生活水
平加以均等化而实行计划，意味着必须通过权衡价值的大小来对不同的要求排序，
某些要求必须优先于另一些要求，后者心得静候该轮到它们的时候——即使那些其
利益由此被置后的人们也许确信，他们不但更有权利，而且只要给予他们以按照他
们自己的打算自由行事的权利，他们就有能力更快地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并没有
根据去决定，贫困的罗马尼亚农民的要求要比更贫困的阿尔巴尼亚农民的要求有更
多或更少的迫切性，或者斯洛伐克山区牧民的需要要比他的斯洛文尼亚同行的需要
更大些。但是，如果必须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话，那就必
须有人有意识地去平衡所有这些权利要求的是非曲直，并在其间做出选择和决定。
一旦这样二项计划付诸实施，就要把计划区域内的一切资源用于这项计划——这对
那些认为他们自已能干得更好的人们也不能有例外。一旦他们的权利要求被列入较
低等级，他们就必须为首先满足那些得到优先权的人们的需要而工作。在这种情况
下，每一个人将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如果采用其它某种计划的话，他的处境也许不
至于那么坏，感觉到正是主要强国的决定和强权才使他处于比他认为应得的要更为
不利的地位。如果在一个小民族聚居区里试行这类事情，而且这些小民族中的每一
个民族都同样狂热地相信自已胜于其它民族，那就只能诉诸武力才能完成这件工作。
事实上，这无异于必得利用决断和强权去解决诸如是马其顿还是保加利亚农民的生
活水平座该提高得更快一些，是捷克还是匈牙利的矿工应该更快地接近西方生活水
平之类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懂得多少有关人性的知识，而且肯定只要稍加了解有
关中欧民族的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强加的是些什么决定，将会有许多人，也许
有大多数人，认为代为选定的某种特定优先顺序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就会立刻转
向那些实际上决定他们命运的强国发泄他们共同的仇恨，不管它是多么公正无私。
有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如果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他们能公正地和不偏不倚
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发现人家都转而对他们产生猜忌和仇恨时，他们
无疑会真正感到惊奇，而当他们看到他们有意使其受益的人们表现出反抗时，他们
可能会是第一批动用强力的人，并在强使人民做那些据说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时，
表现出他们是十分残酷无情的。这些危险的理想主义者不明白，当承担一种道德责
任必须涉及到通过强力使自己的道德观念相对于那些在其它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
道德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承担这样一种责任会使一个人处于一种不可能按道德行事
的处境。如果硬要把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道德任务强加于战胜国，这肯定会在道
德上败坏和损害它们。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
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
能改善自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但是，
如果由中央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
如果没有中央当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
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已的意愿安居乐业。
※ ※ ※
在经过以上各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再来强调说，用“仅仅”把某
些特定的经济权力委托给各种国际性主管机构的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困难。那种认为
这是一个切实可行解决办法的信念基于这样一种谬见：即认为经济计划仅仅是一项
技术性任务，可以由专家按绝对客观的方式加以完成，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仍然掌
握在政治当局的手里。由于任何国际性经济当局不受某一种最高政治权力的约束，
即使严格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也易于施展其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暴虐和不负责任的
权力。对某一重要商品或劳务（ 如航空运输） 的控制实际上是能够委托给任何当局
的一种影响最为深远的权力。并且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不能以局外人无法有效加
以质询的“技术上需要”为借口，甚或以不能用任何其它方法加以帮助、处于不利
地位的群体的需要这种人道主义的、可能完全是真诚的理由来加以辩护——所以很
少有可能控制那种权力。这种处于多少自主的机构之下的世界资源组织，现时常常
在最令人感觉意外的地方，即在一个为所有国家政府所承认、不服从任何一国政府
的广泛的垄断系统里受到青睐，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一切所能想象得到的计策中
最鳖脚的计策——即使那些接受委托的管理者表明他们是其所看护的某些特定利益
的最忠实的维护者。
我们只要认真地剖析一下那些貌似无害的建议的全部内在关联之处，就能明了
它们所产生的可怕的政治困难和道德危害。那些建议广泛地被视作未来经济秩序的
重要基础。
例如有关有意识地控制和分配主要原料之类的建议。控制例如石油或木材，橡
胶和锡之类的任何一种原材料供应的人，将成为全部工业和各国命运的主宰。在决
定是否要增加供给、降低价格或生产者收入时，他会决定是否允许某个国家创立某
种新的工业，或是否禁止它这样做。当他“保护”那些他认为是特别托付给他照顾
的人民的生活水淮时，他将剥夺许多处境更坏的人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改善其
处境的机会。如果由此控制了所有重要原材料，那么在没有得到控制者的准许的情
况下就的确工会有新的工业，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着手去从事新的风险投资，
没有一种开发或改进计划是他们的否决权所不能破坏的。在旨在“分配”市场的国
际安排方面也是如此，而在控制投资和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要是如此。
如果观察那些装做是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人、我们会发现那是很出奇的，他
们抓住一切机会嘲笑那些相信建立国际政治秩序可能性的人的“乌托邦主义”，但
对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对各个民族生活的远为直接的和不负责任的干涉，反倒认为
是比较切实可行；他们并且相信，一旦一种从未梦想过的权力被赋于一个国际性政
府，即那种刚才说到过的、甚至不能实行一种简单的法治的国际性政府，这种较大
的权力将以如此无私和明显公正的方式得以使用并足以博得普遍的同意。如果有什
么东西是一目了然的话，那就是，虽则许多国家可能信守它们所曾同意的正式规则，
但它们绝不会听从国际经济计划的指挥——就是说，虽则它们可能同意比赛规则，
但是它们绝不会同意由多数投票来决定它们各自需要的轻重缓急和容许它们的发展
速度。纵使起初由于对这种建议的意义抱有某种幻想，各国竟然同意把这种权力移
交给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但它们不久后就会发现，它们所委托的不仅仅是一个技
术性任务，而是管理它们生活本身最为广泛的权力。
赞成这种计划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
他们内心里的想法显然是：虽然大国将不愿服从任何最高当局，但它们将能够利用
那些“国际性”主管机构，以便在他们所拥有霸权的区域内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小
国。这里面的确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成分，用这种手法可以使计划当局披上一层
“国际”的伪装，这也许便于创造条件，使得唯有国际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
就是说，实际上是使一个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独揽大权。但是这一伪装并不会
改变以下事实：对于所有小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有甚于丧失一部分明确规定的政治
主权，它们还要完全地从属于一个外来的强力，对于这种强力，它们不再可能进行
真正有效的抵抗。
有意义的是，最为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