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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对它并没有认真地加以争取。真正随时都在做的，倒是零碎地把这种保障给
予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结果使那些感到受到冷落的人的不安全感不断地增加。因
此，难怪对保障方面的特权的重视不断增高，对这种特权的要求变得愈来愈迫切，
直到最终，对它付出任何代价，都没有人嫌其过高，甚至以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
惜。
※ ※ ※
有些人的用处，由于既不能预测又不能控制的环境的缘故而减少了；又有些人
的用处，由于同样的缘故而增加了，如果前者由于受到保护而得免于遭致不应受到
的损失，而后者由于受到阻碍而不能获得其不应有的利益，那么，报酬立即就会不
再和实际用处有任何关系。一切都要凭当权者关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预见到
什么，以及他的用意是好是坏所持的见解来决定。这样作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只
能是专断的。运用这个原则必然会形成做同样工作的人得到不同的报酬这样一种局
面。这样一来，报酬的差别就不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诱导，使人们做出社会所需要
的变动，并且，就连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人，也无法判断是否值得承担某种变动所要
带来的麻烦。
但是，如果在任何社会里总是必须的、人们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分配的那些变动，
已不可能再用金钱的“奖”“惩”办法（ 这同主观评价并无必然的关系） 来得到实
现的话，那就必须直接用命令来执行。当一个人的收入受到保障的时候，他既不能
够仅仅因为他喜欢那个工作便被允许留在原岗位上，也不能够选择他所喜欢的其它
工作。由于取决于他的工作变动或不变动而得到好处或受到损失的人不是他自己，
因此，就心得由那些掌握有效收入的分配的人代替他作出选择。
这里所出现的关于适当刺激的问题，通常都是被当作一个主要是人们是否有尽
最大努力工作的意愿的问题来讨论的。这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
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问题不仅是在我们要人家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我
们必须给以相当的报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让他们自由选择，如果要让他们
能够判断他们应做什么的话，那就必须给他们某种容易理解的准则，使他们可用以
来衡量各种职业的重要性。如果人们提供给一个人的好处同他们对社会的用处没有
关系的话，那么，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意愿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取
舍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要知道一个人应不应该由于一种变动离开他已开始爱上了
的一个行业和环境而另换一种行业和环境，就必须把这些职业已经改变了的对社会
的相对价值表现在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报酬上面。
这个问题当然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事实上除非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不
然的话，世界上的人们是不大可能作出最大努力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要竭尽全力
做某事，就需要施加某种外来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刺激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
题，无论在一般的劳动中或管理活动方面都一样，把工程技术应用于整个国家（ 这
就是计划的意义） “会引起一些难于解决的纪律问题”，这是一位对政府计划有很
多经验，并且把这一问题看得清楚的美国工程师所讲的话。
为了进行一项工程，围绕着这项工程，应该有一个大量的非计划的经济活动。
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从那里吸收工人，并且，当一个工人被解雇时，他就应该离
开那个工作，他的名字也应在工资簿上被注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由的后备，要
维持纪律就得像对待奴隶劳工那样非用刑不可。
在行政工作领域内发生的对工作疏忽的制裁问题，虽然形式不同，但也一样严
重。
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
话说得很好。不得不赋予任何一个厂长的权力仍然会是相当大的。但在一个有计划
的制度中，厂长同工人的情况一样，他的地位和收入不能单单取决于他所指导的工
作的成败。由于风险和利润都不属于他，因而作出决定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判断，
而是他是否按照成规做他应做的工作。一个他“应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错误，不
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一种对社会的罪行，并必须这样来加以处理。只要他平平稳
稳地尽好他能够客观确定的责任，他的收入或许会比资本主义厂主的收入更稳定，
但如果真的失败了，那么对他形成的危险就比破产还要严重。只要他能使上级满意，
他可能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但这种保障是以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安全为代价的。
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那个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不相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一个基本
冲突，这两种组织，往往被人根据它们表现出来的最独特的形式描述为商业式社会
和军事式社会。这两个用语或许是不幸的，因为它们让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本质的东
西，并且使我们难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只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实际的选择，而没有第
三种可能性。要么就是选择和风险两者都系于他一个人，要么就是让他将两者都免
除。事实上，军队在许多方面的确是我们熟悉的并最接近第二类组织的，在那里工
作和工作者都同样由当局者分配，在那里，如果缺粮，大家都同样减食。只有在这
种制度下，个人才被给与充分的经济保障，并且通过将这种制度扩大到整个社会，
能使所有成员都得到这种保障。然而这种保障是和对自由的限制与军事生活的等级
制度分不开的——这是兵营的保障。
当然，把一个在其它方面完全是自由的社会的某些部分，按照这一原则组织越
来，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形式的生活，以及它必然会有的对个
人自由的限制，为什么不应该让那些喜欢它的人来实行。其实，按照军事形式组织
志愿劳动队，可能是政府为一切人提供工作机会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最好形式。这一
类型的一些建议，在过去很少被人接受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愿意用自由来换取保障
的人总是要求，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那就也得剥夺那些不准备这样做的
人的全部自由。要为这种要求找到正当理由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军事化组织并没有说明，如果把军事化组织扩展到整
个社会，那么，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只要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才是按军队的方式组
织的，这个军队式的组织成员的不自由，就会由于这一事实而减轻，即如果那些限
制变得过分令人讨厌的话，他们还有可以移往的自由区域。假使依照吸引着许多社
会主义者的那个理想，把社会组织成一个大的单一的工厂，我们想描绘这种社会究
竟像什么样子的话，我们就得看古代的斯巴达，或者当代的德国——它经过了两三
代人朝这个方向努力以后，现在也差不多达到那样的社会了。
※ ※ ※
在一个习惯于自由的社会里，似乎不可能有很多人真心愿意以这种代价来换取
保障。
目前，各处都在奉行的政策，即把有保障的特权时而给与这一集团，时而给与
那一集团的政策，却很快地在造成一种对保障的追求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日趋强烈的
局面，其原因是，随着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赐予某一个集团，其余的人的不安全就
必然增加。如果你保证把一块大小不定的饼的固定的一部分给与一些人的话，那么，
留下来给其余的人的那一部分波动的比例肯定要比整块的饼的大小的变动为大。并
且，竞争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的重要因素——多种多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在市场制度的范围内，只有像所谓限制主义（ 但它几乎包括实际上实行的一切
计划！） 那样的计划，才能够把保障给与特定的集团。所谓“控制”，即限制产量，
使价格能够获得“适当的”利润，乃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中能够保证生产者获得确定
收入的唯一方法。
但这一定会使向他人开放的机会减少。如果生产者，不管他是厂主或是工人，
得到免受外人杀价的保护，这就意味着其他那些境遇更坏的人遭到排挤，不能在这
个相对地比较繁荣的受控制的工业中分享一份。每一种对进入某个行业的自由的限
制都会减少行业以外的人的保障。并且，由于其收入用这种方法得到保障的那些人
日渐增加，对收入受到损失的人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的范围就受到限制；对于那
些受到任何变动的不利影响的人，想要避免他们收入锐减的机会也相应地减少。日
益增多的事实证明，如果许可每个情况改善的行业的成员排斥其他人，以便自己的
获得通过较高工资或利润表现出丰盛收益的话，那些在需求下跌的行业里的人就无
路可走，而且每次变动便成为大规模失业的根源。毫无疑问，基本上最近几十年来
用这些方法来争取保障的结果，才大大地增加了大部分人的失业和从而引起的无保
障。
在这个国家，这样的限制，特别是那些影响到社会中中等阶层的限制，仅在较
近的时期才获得其重要性，我们目前尚难认识它们的全部后果。在一步变得严酷了
的社会里，一些人被摈弃于有保障的职业范围以外，并且有一个鸿沟把他们同那些
有工作的幸运者隔离开来，而后者的无人与之竞争的保障使他们没有必要稍为退让
一步以便为那些无保障者留出一席之地。无职业保障者之地位的完全绝望以及他们
同有职业保障者之间的鸿沟，只有亲身经受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不是幸运者放
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