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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重大争议，从核能的运用，人类生命的复制，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现象，药物的研制与营销，互联网上的道德议题……一直到堕胎算不算杀人，几乎每一样都和科学与科技拉上了关系。要是少了相应的知识准备，公众以及决策阶层不只无法明智地判断，甚至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问题在于，当大家一如既往地乞灵于专家的意见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各种不同乃至于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众需要认识科学，但是他们该怎么认识，又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科学知识水平？传统上，学术界有许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知识水平。方法不外乎设定问卷，列出一系列由浅至深的问题，然后让受访者作答，再结集分析，打一个综合的分数。这种方法把科学知识假定为一个稳定的水库，相信有些知识是确定无误的，而且人人都该对它们有某种水位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在基础教育里面设置课程，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觉得那就是现代公民合理的科学知识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类未来的重大争论之中，我们才知道建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科学教育不单追不上局势的进展；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套百分之百准确无疑的知识可教。根据科学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的受教育大众转移到每一个构成公众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预设一大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储备，而要看关注某一个课题的公民有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个预备要兴建大型化工设备的小区，当地居民或许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术，却不能不知道化学污染的成因与解决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会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预警，这一切都是大家关注的日常话题，可是在介入和讨论之前，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其间最基本的事实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够不够严谨？过不过关？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础教育无法独立完成的；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中学课程会详细教导学生三聚氰胺的化学式子和检测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从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最了不起的杰作，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庞大的系列出版物。王云五先生当年策划这套文库是为了普及国民知识，替方兴未艾的大小图书馆建立基础馆藏，所以《万有文库》里的每一本书都力求深入浅出，让读者广泛接触各门新知。在这四千多册一千多种的丛书里面，光是“自然科学”就占去了一百九十一种（即百分之十八左右，这还不算“工业科技”、“农业科学”、“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等几个类别），乃所有项目中最大型的一个，也是王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手笔之一。
这就是民国文人和出版界的识见了，在他们看来，“赛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贵客。反观今日中国书市，不仅没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团会以同样的眼光规划自己的出版品，科普书在市场的占有率上也远远不及史地等人文类书。莫非现在的中国人都已经很懂科学了？连假鸡蛋都造得出来，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么科普书？
我常常怀疑作者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不是读者对自然科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能够引发兴趣的作者太少。我长年订阅《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总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横生的文笔打动。身为一个专业媒体人，我有时甚至觉得他们说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强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为什么这么一帮理科出身的家伙能够写得出如此生动的文章呢？且先撇开那些职业写作的“科学记者”不提（这是外国许多主流大报都会开设的职位，专门请一些拥有高等学位的记者报导科技新闻），许多科学家自己就是文化素养相当高的人，能用巴赫的平均律为例轻易说明数学的历史演变，以文学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论”的争议，顺手拈来，毫不勉强。
如果有时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我们的文人和科学家似乎太过礼让，文人把科学常识全让专业人士操心；科学家往往更狠，干脆一股脑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统统推给对方。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书评杂志上找不到人谈科学的窘况了。惯见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书，学院里的专家则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语言写字。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科学松鼠会”于我而言是个莫大的发现。从前看惯了方舟子那种火气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群人会在时事评论为主的博客群上轻轻松松谈地科学。在“脑残”和“汉奸”等语言炮弹漫天飞舞的硝烟之中，他们的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当然，我绝对不是要科学作者都从战场的前线撤退，回到田野快活地咬干果。我只是觉得任何一个勇悍的战士也是从小长大的，在派出科学战斗的士兵之前，不妨先多培养几头松鼠。
美好的知识
姬十三
作为一名科学作家，我需要密切关注一些专门领域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是枯燥而无趣的，构成了这门工作的最大挑战——显然我并不打算把生活也弄得枯燥无趣。但是既然知识结构会影响我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我的梦境，那么总有一天将发生可怕的事情：
做白日梦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时前在电梯里遇见的美女，我想象自己动情凝望她的眼睛，当她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思绪不小心溜进她的眼睛，我接着想到那里有晶状体，有视杆和视椎细胞，以及视觉信息是如何通过感受器传递到神经节细胞，关于这点，最近有新的研究发现……
停。
我得承认，这非常令人沮丧。当我从这种白日梦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多巴胺系统将变得低迷，这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影响体内的新陈代谢，甚至令青春期滞后！不对，这一点不用担心——青春期早已遥远地要用天文望远镜来看。
幸好，我有位做销售的室友，他安慰我说，要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去看待未来，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糟，但你总是能找到美好的一面。
上个星期，他去一家公司面试，被问到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如何将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
他很诚恳地回答：“我会耐心等待全球变暖。”
有这样一位耐心而乐观的室友，我会努力等待生活展现它美好的一面。因为，当我想到视网膜的时候，我还有可能继续想到，人类只有三种视椎细胞，而许多鸟类有四种，它们能看到比我们更缤纷的世界，那么鸟类的飞行原理是……
可不，色彩和飞行都是美好的事情，作为一个白日梦的结尾，并不算糟糕。
而且科学界会提供很多有用的知识，以及很多虽然无用却很有趣可爱的事实。这个星期我读到关于野生动物如何在城市里生存的知识。现在，大量的动物涌入城市，成为我们的邻居。例如，巴黎有1038种昆虫、166种鸟类和32种哺乳动物。它们兴高采烈地适应了城市生活。悉尼的白鹳会偷吃公园里游客的野餐食物，然后拍拍翅膀走鸟，再比如刺猬在乡下的时候只吃昆虫，而到了城市里它们就开始吃狗食。这些都是很可爱的知识，而且富于扩展性，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家的蟑螂不吃我精心准备的蟑螂药。
室友说，我会遇到一个喜欢谈论色彩和飞行、刺猬和蟑螂的美女。
密室里的谋杀
刘旸
2008年7月26日将永远载入松鼠会史册。这一天，松鼠会首脑一干人等在密闭食店聚众烤鱼。鱼据说没有吃饱，倒是全体被一氧化碳喂饱了，差点断送了中国科学普及之未来，也差点让若干人失去了组织。首脑们在北京一氧化碳中毒的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及传到地球对面的美国，他们的头痛恶心都牵动着众人的神经。一位松鼠在回顾这一天时语重心长地说：“*也是有风险的。”
束手就擒吧，一氧化碳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松鼠首脑安危暂且搁置，话说一氧化碳（CO）乃“三无”气体（无色无臭无味），身轻如燕，标准大气压下一升只重1克多，勉强溶于半浴缸44升水。是美国国家消防协会记录在册的危险分子，出入需佩戴下图所示标牌：看害人程度，专营麻醉甚至能毒死人的氯仿是2级，要犯CO达绝顶4级（个别记载为3级）；算纵火倾向，同样具最高可燃性，竟在汽油之上。
历史中，CO于1776年第一次在实验室被抓获归案，却被当成氢气（H2）一直烧了近25年，原因是发现它的那位法国化学家犯了我中学时常犯的错误——仅凭燃烧时呈现蓝色火苗便错将CO当H2。1800年英国人正式扒出CO“阶级成分”为C与O。半个世纪又是转瞬一挥间，CO毒性被彻底揭露，为此一条无名的英雄小犬献出了宝贵生命，它的血液随生命终结绽放出绚丽的特征性“樱桃粉色”，这是专门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Hemoglobin）惨遭CO绑架变成碳氧血红蛋白（Carboxyhemoglobin，COHb）的结果。
人体中CO由血红素（Heme）降解产生，含量极低却行使传递神经信号的重要职能。
正常大气中约占000001％，即使在其主要来源的火山气体中也只占001％—2％。
2004年CO接受正规劳动改造，获美国食品安全局许可摇身变做食品密封保鲜业之“第一气体”。同1846年牺牲的实验小犬一样，肉食中的肌红蛋白也由于捕获CO而永葆粉红欲滴，并免遭与O2结合再被氧化为褐色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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