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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叶飞他们谋划攻取福州、厦门的那一天——7月26日，李宗仁飞到了福州巡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招待甚周，策动 市民夹道欢迎，情绪之热烈，很让李宗仁激动。但蒋介石闻知后 甚不快。加上上次蒋赴福州，得知朱绍良对蒋阳奉阴违，抗共不力，受福建地方势力左右。于是，蒋下决心换马。8月上旬，解 放军攻占福州之前，汤恩伯忽衔蒋命飞赴福州，在机场打电话给 朱绍良，约朱来机场相商要务。朱绍良当即赶到机场。汤恩伯话 未多说，即出示蒋介石的手令，上面写着朱已撤职，由汤接替。 朱绍良大惊但也无奈，只好同汤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 便催促朱即刻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如绑票一般。汤恩伯便做起新 任福建省主席来了。此事直到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到广州， 李宗仁才得知，气不打一处来：“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只是一 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李宗仁作为代总统，便公开声明不同意。汤恩伯获知后，便 给蒋介石去电要辞职。这么一弄，福州的守备更是混乱不堪。
8月6日，解放军十兵团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二十九军 经过五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三十一军攻占了丹阳； 15日中路二十八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 并开始向福州攻击。右路二十九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 逃之路。中路二十八军已逼近市区。至此，解放军已完成了大迂 回的任务，将守城之敌团团围住。朱绍良、李延年见势大为惊 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 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 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 飞机逃走了。
十兵团所属的三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 曰解放福州。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一个兵团 部、五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这样，提前入闽作战的十兵团，第一阶段非常顺利，很快在 福建境内站稳了脚跟，而残存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 厦门的几个孤岛上，惶惶不可终日。
最难度日的自然要数蒋介石了。
9月初，他回到台湾高雄要塞，回望隔海之大陆，心如铅坠。本指望扼守于长江天堑，保半 璧江山，结果梦灭烟消。后又寄希望于上海之役，不曾想又是兵 败如山倒。不仅在国人面前无颜强辞，就是在洋人面前也没了脸 面。如此一来，即使有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也难以在国际上争到 一席之地，他越想越气，恨得用手杖指地戳天，向警卫人员瞪眼 睛。
10月初，共和国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毛泽东和他 的战友们常常为商讨诸多大事而彻夜不眠。然而这种忙碌是愉快 的，有时是激动不已的。而此时，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以“避寿” 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亲信簇拥下，来到风光秀丽的阿里山。
蒋介石一生爱山，也似乎总想从山中取点灵气，却难以遂 愿。这天他来到阿里山已是脸色泛白，透出倦色。随从们赶紧将 他扶上软床，待其稍稍缓过气，才登上山去。专车沿着崎岖的山 道盘旋而上。山，隐隐约约，像云，又像海上的岛屿。山峰攒 簇，像梳妆打扮的仙女，脉脉含情，凝眸不语。就是这等好风 景，也未曾打动车内的蒋介石，反倒勾起他思乡之情：溪口镇也 是在群山环抱之中。
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 王”，已长了三千余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
谷正伦奉迎道：“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
蒋介石目光闪动 一下，还是高兴不起来，叹道：“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参加的人边歌边 舞，蒋介石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也是无动于衷。
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时间里，蒋介石没有一丝笑容。
●4。司徒雷登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人知道美国有个“司徒雷登”，很大一部分人是从毛泽 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中知道的。司徒雷登的确是个非凡人 物。不说别的，就说他的北平之行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而取消后， 他却仍以美国人的固执不肯就此罢休。原来他还留了一手。
就在司徒雷登分别同黄华、陆志韦联系去北平一事时，他又 通过另一个中介人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此人就是陈铭枢。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曾任国民革命军世称铁军的第四军第 十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后又任广东省主席、第十九路军总指 挥，参加过著名的淞沪抗战。1933年冬，领导了震惊中外的 “福建事变”，失败后，在香港期间，他还亲自组织策划了刺杀蒋 介石、汪精卫事件。陈对蒋、汪合流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极为愤慨，心想福建兴师不成，只有采取暗杀行动，替民平 愤，以谢天下。他召集华克之，集合原十九路军排长孙风鸣以及 张玉华、贺坡光、王亚樵等，组织一个暗杀团体。派遣他们秘密 前往南京，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展开活动。1935年11月1日， 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孙风鸣 以采访为名，将左轮手枪秘密带入会场。会后，汪精卫等全体中 央委员聚集在中央会议厅前摄影，蒋介石因故未到，乘摄影机 会，孙风鸣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向汪精卫开枪。汪连中三弹 被击伤。孙风鸣也当场被击倒，两天后因伤重而亡。事后，王亚 樵等四五人跑来香港。因为剌汪一案，香港的警察虽不进入陈铭 枢、李济深住所搜查，但总是在屋顶放哨监视。陈铭枢只有出 国，先到欧洲，后又到苏联。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恢复因政 治原因开除出党的所有党员的党籍，并宣布对以前的反对派予以 政治赦免。南京政府安排了陈铭枢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他在汉口、重庆等地积极组织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同时，与谭平山 一起在国民党内活动，着手组织一个反蒋政府集团。并于1945 年前往重庆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日本投降后，陈铭 枢一度住在南京，办了一所家禽养殖场，又在上海担任李济深的 私人代表。1947年底，陈铭枢再度来到香港，以三民主义同志 联合会领导人身份，会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等组 织领导人，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简称民革〉。1949年，陈铭枢作为民革组成部分的三民 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身份来到了北京，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召 开的政协首届全体会议。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认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机会，司 徒雷登得知陈铭枢要到北平去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便打开主意。 他在5月下旬和6月初和陈联系，要陈协助向中共领导人，主要 是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他的若干设想。陈铭枢乐于相助，要司徒 雷登准备材料，他将于近期赶赴南京，具体商谈北上事宜。
在陈铭枢未到之前，司徒雷登就忙开了。他要求大使馆工作 人员为他准备了四份内容很长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具体而广泛， 涉及中美关系的历史，中美贸易的现状，司徒雷登别出心裁地将 中苏条约和中美条约作了对比，以此说明中美关系远比中苏关系 有利而重要。
6月10日，陈铭枢一到南京，司徒雷登就把他请到大使馆。 一谈就是四个小时，除了将那四份文件交给陈外，司徒雷登还请 陈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 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 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 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 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 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 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这几句话，司徒雷登是动了一番脑筋的，甚至在语法上都做 了推敲。他自己认为这是既有原则性，又是灵活的；既有强硬的 骨头，又有柔软的皮肤，任何一个接到这份文件的人都不会掉以 轻心，或轻易推翻。
10天以后，司徒雷登更是乐不可支。因为陈铭枢已有消息 传来，说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 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返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方交 换意见。
司徒雷登让侍从拿来了香槟酒，独自斟酌起来，好像已在庆 贺未到的胜利。他不由得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东方不亮西方亮，搁浅的航船又驶进了航道……
正好一个月的时间，陈铭枢由北平归来。司徒雷登速将陈氏 让进屋里，来不及客套，就问起北平之行的洋情。而陈铭枢显然 觉得事情复杂，难以几句话说清，于是边说边将自己整理的一份 很长的备忘录递给司徒：“司徒先生，这份备忘录是本人北平之 行的成果，是通过我的观察，根据我同中共领导人谈话综合整理 而成的。”陈铭枢又递上另外两份文件。接着说：“这两个附件， 按我的理解，实质上是毛泽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