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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名相徐阶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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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气极,上书自辩,称戴所指责“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还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了老婆子了?” 
  自辩上奏,引来满朝文武的愤慨,大臣们联名弹劾,高拱拟旨批复称海瑞“词称请归(辞官),意甚快愤(泄愤),且固执偏见”,“御史官见其轻噪,连名纠劾,诚非过举”。 

  海瑞坐在府院正生闷气,吏部的文书已到,调海瑞南京粮储,即刻赴任。怒气冲天的海瑞疾书辞官。海瑞离开江苏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对海瑞的应天新政,后人津津乐道。海瑞罢官叫得响,种种传说不胫而走,离历史的真相愈行愈远,岂不可叹! 
  其实海瑞何曾被罢官?朝廷认定他“不谙吏事”,调任粮储,避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护他来之不易的良好名声,也算是一种呵护。况且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正四品大员,调任户部所属南京粮储,实乃平调,但海瑞倔劲上来,他“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 
  海瑞在应天功不可没,整顿赋役弊端,推行一条鞭法,澄清吏治,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减轻百姓负担,这些政绩,可圈可点,然负面影响也颇深远。他审理土地所有权的案件,不做翔实的调查取证,仅按“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的思路行事,连买卖已过五年的田产也强判大户退还,难免不公,引起新的冤案。他勒令大户退还“占夺”之田,苏松常镇四府乡官众多,不加调查,以政令代替法律,致江南经济秩序缺失章法,引起动荡。水灾期间,他又下令佃户不准向东家交租,债务人不准向债权人还债;责令富户乡官留足口粮,余粮贷于饥民,以致饥民包围富户乡官,索贷粮食,刁钻者甚至借贷多家谋利,还指富户存留口粮为余粮,强行借贷。这些都成了朝中给事中们的弹劾口实。 
  第三十二回 排除异己高拱恩将仇报 
  命悬一线徐阶墙倒众推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三月,海瑞辞官,六十八岁的徐阶又恢复了平静的乡居生活。但他隐隐感到不安,徐阶知道,李春芳是不至于立马调海瑞为南京粮储的,这风风火火的手段,定是高拱的手笔。想到这儿,眼前浮现出高拱凡事都心急火燎的样子,想起高拱在内阁向自己兴师问罪的气势。徐阶所料不错,高拱从未忘记自己被逐,灰溜溜出京的耻辱,他要报这一箭之仇。 
  李春芳虽为首辅,但是个至诚之人,是个太平宰相。当年徐阶致仕,李春芳长叹道:“徐公致仕,我难以久留,致仕回乡是早晚之事。”可见李没有恋栈之意。眼下张居正推荐的高拱来了,事事越位争先,更何况内阁中张居正、陈以勤都是裕王府旧臣,隆庆帝信任有加。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所以李春芳去意更坚了。在此种情势下,高拱就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李春芳主政务求安静,“萧规曹随”,依遗诏、登极诏推行政令。高拱则全盘推翻徐阶的布局和拟定的政令。 
  先朝议礼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赠恤死者正推行中,高拱拦腰一刀,加以废止。他上疏隆庆帝说:“先朝得罪的大臣,以大礼议为多,而今褒奖、赠恤,显皇帝(隆庆之祖)在庙之灵难安,先帝(隆庆之父嘉靖)在天之灵难安,陛下每年入太庙祭拜,又何以面对?”隆庆帝听了,也以为然。于是数百得罪之臣,存者不复起用,死者不予赠恤。 
  徐阶为先帝扮英明,还群臣以公道,高拱则相反,坚持先帝之错,不恤群臣之冤。 
  紧接着,高拱出手第二招。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月,改议方士王金英等人的罪名。当年王金英等妄进丹药,致嘉靖帝服后病情加重,法司论子弑父律,论死在押。为陷害徐阶,高拱上疏称:“君王妄服丹药而死于非命,不得正终,名声甚为不美。先帝执政四十五载,享年六十有余,因病去世,应称善终。而今指系王金英等所害,诬蔑先帝不得善终,天下后世将如何评价先帝?”可见高拱的本意并非偏爱方士,而是中伤徐阶,徐阶陷先帝于不义,岂不应开刀问斩? 

  不过高拱此次出招,费了点周折。 
  时刑部尚书葛守礼,慑于高拱淫威,第一个妥协,奏称王金英妄进药物无事实,以子弑父律论死不妥,改论为左道惑众的从犯,予以轻判。 
  终究还是有敢于直言之人,给事中赵奋上奏,反驳刑部之说称:“法司是主持天下公平的部门,此前重判,不为先帝设想;今又轻判,不怕后世议论。罪有首从,说王金英等是从犯,谁是首犯?如此执法,法还能依赖吗?” 
  可是,隆庆帝轻信高拱,王金英等终被轻判。 
  隆庆帝点到为止,没有深究徐阶之罪,高拱企图落空。 
  高拱重返朝廷,全盘推翻徐阶政令和布局,不以天下为重,全为一己私念,为后世智者所不齿,夏燮称其为“两世罪人”,既是嘉靖帝的罪人,又是隆庆帝的罪人,淋漓痛快。 
  高拱权势显赫,并不把李春芳放在眼里,加之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官居言路,日夜聚会,揣摩高拱心思,伺机攻击政敌,朝廷乱象丛生。御史汪文辉仗义执言,上疏言事,严斥“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窥伺攻击,主张和衷共济,消除朋党勾结,恢复朝廷的淳厚风气。 
  尽管汪文辉也系自己门生,但高拱心知汪的奏疏在讥刺自己。高拱暴跳如雷,汪文辉上疏三天之后,高拱即将汪文辉逐出朝廷。高拱公然报复,速度奇快。 
  高拱刚愎,悍相面目毕露,与大学士赵贞吉互相倾轧。大学士陈以勤处境困难,他与高拱是裕王府同僚,与赵贞吉是同乡,就在七月告病,请求致仕。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一月,高拱处心积虑,企图撵走赵贞吉,于是高、赵关系告急。告急的原因在于对科道官的考察。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轻易不致获罪。此乃政治清明的必须,指责朝政缺失,也于治国有利。但隆庆帝不免厌烦。隆庆帝与其父不同,他厌弃朝政,贪图玩乐,身边又围着一批诱使他享乐的太监。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建言考察科道官。对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作全面考察。 
  对科道官的考察本有制度,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安排。说明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高拱此举,是挟带私货的。当年高拱挑战徐阶而惨败,关键就在科道的弹劾。提议考察,是一种路人皆知的秋后算账,意在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临时考察按朝廷成规,由吏部、都察院联手施行。吏部尚书由高拱兼着,赵贞吉则兼掌都察院。 
  高拱建言考察科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赵贞吉忍耐不住,上疏隆庆帝。疏中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包括已由言官升任在职者,考核范围近两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而今一概以放肆奸邪罪之,恐怕负责考察之部门(所司)奉行过当(扩大化),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之福也。” 
  赵贞吉奏本所言句句在理,一位科道官言事不当,斥为“放肆奸邪”已过分,以此为由,指斥近两百位科道官一概“放肆奸邪”更加过分。赵贞吉又恐“所司”考察中搞扩大化,忠邪不分。话中有话,“所司”不就是吏部和都察院么?赵贞吉掌都察院,那么“奉行过分”,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吏部的高拱了。 

  赵贞吉确乎有先见之明,吏部考察科道,高拱主张罢斥赵贞吉所有副手;赵贞吉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吏部和都察院势同水火,剑拔弩张。 
  僵局形成,双方不得不坐下商议调解,高拱为达到驱逐言官的目的,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赵贞吉也作让步,依附高拱的言官也可保留。达成默契之后,高拱大展拳脚,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者,徐阶提上来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拱就命鹰犬弹劾谁,这种弹劾史称“搏击”。考察结束,斥退科道二十七位。紧接着,高拱对赵贞吉下手,第一鹰犬韩楫,上疏弹劾赵贞吉“(平)庸(专)横,考察有私”。赵贞吉深感陷于内斗,无法施展,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便上书乞罢。 
  赵贞吉在乞求退职的奏本中提醒隆庆帝说:“臣自掌院(都察院)务,只是因考察这件事与高拱意见不一。其他一些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在人耳目的事,臣噤声不敢说,辜负陛下赋予的重任,真是个庸臣。高拱这个人,诚然是强横得可以。臣致仕之后,希望陛下让他回到内阁,万勿让他久专大权,广树党羽。”奏本上达,隆庆帝竟同意了赵贞吉致仕的请求,而高拱呢,仍旧兼任吏部尚书。 
  世事之变幻出人意料。徐阶救海瑞,提拔海瑞,而海瑞则令徐阶退田,虽出于关怀,为保徐阶的名声,却最终让徐阶灰头土脸,恶名流传四百多年。同样,徐阶栽培张居正,可谓不遗余力,而张居正呢,为抗衡赵贞吉,把罢斥的高拱引入内阁,最终差点儿让徐阶断送性命,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发展到自己与高拱的生死对决。 
  内阁成了走马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不屑内阁内讧致仕;十一月,大学士赵贞吉致仕。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致仕。 
  首辅李春芳的致仕,事出有因,一是高拱“凌春芳出其上”,颠倒上下级关系;二是赵贞吉离职后,高拱独步内阁,“势益张”,处心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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