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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认可俄罗斯车臣政策的大好时机。第三，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斗争对俄罗斯是有利的，俄罗斯可以借此恢复其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这样说来，反恐局势给俄罗斯创造了依靠西欧、美国的支持来实现自身战略的机会。 英国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观点大致相同，只是没有任何满意的成分：短短3个星期的时间，普京就从一个难以驾驭的政敌变成了主要盟友。总的来说，这些变化还是虚幻的。普京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从行使总统行为的最开始，普京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弗拉基米尔·普京让很多西方政治家感到惊奇，不仅因为他的德语说得好，立场表达准确，而且因为他没有对西方做任何责难，也没有向西方讨要任何东西。欧盟一个高级官员说：“普京的举止非常正确，甚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的表现非常英明，没有为自己的提议悬挂‘价目表’，因为他知道国际社会现在非常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可以对局势施加影响，但俄罗斯不应提任何条件。”
在西方，任何人都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谴责弗拉基米尔·普京。大家不得不承认，“九一一”事件足够清晰地展示出，恢复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符合俄罗斯本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文明社会的利益。
相比之下，俄罗斯社会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0）
“九一一”事件和俄罗斯的社会舆论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对俄罗斯的社会舆论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削弱了俄罗斯国内的极端反西方、反美国群体。俄罗斯的所有政治家和政党都谴责了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并对几千平民的死亡表示遗憾。
于是就产生了这种表达方式：美国人很可怜，但美国却不值得可怜。根据很多人的看法，美国拥有统治世界的野心，竭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所有国家，美国对伊拉克、南斯拉夫残酷轰炸以及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是美国自己的所作所为招致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多数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一些人对美国的抱怨和憎恨，结果就动用了恐怖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与导弹和超音速轰炸机对抗的手段。
9月1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自民党议员团拒绝为美国的死难者起立默哀。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多次遭遇恐怖袭击，其中包括莫斯科居民住宅楼被爆，可世界上就没人为恐怖事件中丧生的俄罗斯人起立默哀。”其他纳粹分子附和说：“不要给美国任何援助。让美国自己去捅伊斯兰的马蜂窝吧！”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声称：“假如结成反恐联盟，就等于将俄罗斯置于经济和军事的崩溃边缘。‘九一一’事件使俄罗斯国内出现一种可怕的社会紧张情绪。俄罗斯社会不愿与塔利班作战。面临打击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具有蒙难者的色彩，他们准备承受美国的可怕打击。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已经变成了第二个米洛舍维奇。”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西方和俄罗斯国内日益增长的威信，让俄罗斯共产党的思想家感到不知所措。《苏维埃俄罗斯报》企图将普京对德国、比利时的访问与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文章作者弗·萨夫龙秋克写道：“普京的对外政策纯粹就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政策的翻版。”拉·尼古拉耶夫也在这个报纸上撰文指出：“西方现在很喜欢普京，但它们很快会改变主意的。”
针对普京的这些谴责是不公正的。当然，可以将西方舆论对普京的评价与戈尔巴乔夫1985～1986年在西方取得的成就做个比较，虽然两者相互之间有很大区别。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舆论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单方面的、巨大的让步基础上的；而现在是西方准备向俄罗斯做出实质性让步，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俄罗斯巧妙地利用了现在的各种可能，坚决弱化了不久前与北约的对抗，同时也减少了来自南部和东南部的威胁。
很多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对美国、以色列、北约的谴责是公正的。在美国军队最近几十年的军事行动中，恐吓方式起到了差不多是最主要的作用。可以回忆一下美国当年在越南的地毯式轰炸。美军使用的特殊炸弹和化学武器，不仅夺去了成千上万平民的性命，而且还使几代越南人蒙受巨大损失。苏联在各种军事冲突中的表现也并非不能谴责，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行为也有可以谴责的地方。但这不能成为巴萨耶夫、哈塔卜、本·拉登制造恐怖行动的理由。俄罗斯不是像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所说的加入了反伊斯兰联盟，而是参加了国际反恐联盟。
文明世界应该有安全保障，也应该保护自己的价值观，但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文明世界也应该改变对第三世界那些贫穷国家的态度。美国和俄罗斯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者”。莫斯科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帕纳林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企图让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相信：“美国不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作战，而是向伊斯兰世界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是要对世界和世界统治进行重新划分的战争。所以，不管我们的自由派买办多么坚持，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世界都不应给美国任何形式的援助。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俄罗斯民族的观点，谁就是用他的政治前途在冒险。”
可以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威胁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价值观吗？当然，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很多问题上并不相符。但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和美国出现了共同的、极端危险的敌人。他们的合作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的自由派领导人和其他特别亲西方的团体和组织，呼吁普京不仅完全地、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和西方的政策，而且还应站到西方队伍中去。按照自由派思想家的观点，世界上开始的不是富裕和贫穷之间的南北战争，也不是西方基督教与东方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文明和非传统暴力的战争。
从这些简化的、虚假的图解出发，我们的“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要求俄罗斯领导人坚决改变俄罗斯与伊朗、伊拉克、古巴、朝鲜、叙利亚，也就是被美国列为对手的那些国家的关系。俄罗斯自由派对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责难不多。对很多由于各种原因与美国关系不好的那些国家来说，俄罗斯的中间人作用是很大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呼吁普京遵循西方路线，放弃“欧亚游戏”。在美国定居、为俄罗斯一些报纸撰稿的自由派记者梅罗尔·斯图鲁赞美普京的声音比谁都高，仿佛普京刚刚从克里姆林宫的理想者变成了现实的政治家。梅罗尔·斯图鲁认为：“普京战胜了在布鲁塞尔发表反对北约东扩和美国部署国家反导系统讲话的诱惑，他没有在布鲁塞尔‘编制花纹’。俄罗斯阻挡不了美国实施自己的计划，就像无法阻止日食一样。古老的英明在闪烁：不能战胜对手，就加入其中。普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从俄罗斯现实需要，还是从历史前景来看，普京的趋势都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趋势加速了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社会的进程。为此而牺牲俄罗斯‘五角大楼’神圣外壳的犄角，难道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吗？普京准许美国在中亚地区部署反恐部队，这与俄军总参谋部的多愁善感恰好相反。”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1）
这是对普京和俄罗斯领导层的行为歪曲，甚至是虚假的理解。按照梅罗尔·斯图鲁和他那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只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得上是文明世界，俄罗斯面临着加入其中的问题。实际上，普京在“九一一”事件之后采取的政策要复杂、细腻得多。只朝西方一边倒，对俄罗斯是个大错。俄罗斯的一些将军（主要是已经退役的）反对俄罗斯与美国接近，特别反对美国在中亚地区驻军。但是，俄罗斯多数军官以及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都支持普京的决定和决策。在9月和10月初这段时间，普京不止一次召集强力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局势。
按照梅罗尔·斯图鲁的说法，俄罗斯强力部门遭到失败，它们不会降落到普京那条古老的链条上。梅罗尔·斯图鲁的结论明显都是虚假的。普京在布鲁塞尔公开并且开诚布公地讲到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因为这种做法不会为任何人增添安全。普京对美国反导计划的立场也没有改变。俄罗斯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行动，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在对外政策的所有领域都支持美国。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有些不久前刊登“联邦安全局反对俄罗斯”文章的报纸认为，1999年9月发生在莫斯科的居民楼爆炸案的组织者，不是伊斯兰的瓦哈比派别，而是沃洛申（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译者注）和普京本人支持的俄罗斯特工机构。现在，这些报纸，还有那些记者，又开始向读者灌输这样的观点——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爆炸和破坏，并非穆斯林狂热者中的恐怖分子幕后策划组织的，而是美国右翼组织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退役将军所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大的战争，推翻包括克林顿、布什在内的美国自由派。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说法：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可怕事件，是弗罗里达对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统计方式不满的那些犹太人的杰作。还有人说，美国遭到的打击是国际寡头和美国当局、强力部门内部的法西斯派别相互勾结的结果——这是俄罗斯伊斯兰委员会主席盖达尔·贾麦勒推出的说法。 驳斥这种说法没什么意思。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前苏联克格勃情报机构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