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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经济并不符合俄罗斯农村实际，这一点令那些制定方案的官僚们感到非常失望；大部分俄罗斯“大庄园主”不是破产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今天，只有占全部2％的农产品是由侥幸生存下来的农场主们生产出来的，50％以上的农产品来自过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农庄和农场的自身结构和经营方式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在农业领域，发展最快并取得突出成果的是那种垂直一体化综合体，其经营模式是：在一元化的统一领导下，从对大田作物和畜牧产品一环扣一环地进行加工一直到进入直属门市部或者批发市场。恰恰是在这一种类的集团公司内，资金的周转速度最快。当然，这里的工资和利润最高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初步总结（4）
但是，超过45％的农产品，其中包括90％的马铃薯是在农民住房旁边的菜园和市民的郊外菜地上收获的。目前，俄罗斯有4300万城市居民拥有菜园、果园、郊外小别墅园地或是其他土地所有形式。除了俄罗斯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工业化国家有如此强大的自给自足经济能力。不过，这并不是俄罗斯在那里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在非常困难的生活中给予我们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心理支柱。
在俄罗斯，有许多军工综合体企业的工人和机关公务员们开垦了不少菜园地。90年代初期，许多“改革者”将军工综合体看成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但是，这个工业部门最终还是得以保存下来，其巨大的经济、科研和生产潜力也利用得越来越有成效，它不仅用于军事目的，而且也应用于和平目的。早在2000年1月，政府决定给予军工综合体的订单数额就提高到620亿卢布，并确保用“活钱”支付。国家偿还了以前拖欠军工综合体的部分债务，继续向军队提供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其他各种武器系统也在更新，尽管速度很缓慢。几种不同类型的新型潜艇、大型破冰船、气垫登陆船、驱逐舰以及其他舰艇重新开始加紧研制，尽管它们当中的许多产品将出口到印度、中国、希腊和伊朗。军工转民用得到支持和鼓励。俄罗斯参与大型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并帮助美国和以色列发射卫星。俄罗斯武器出口在2000年上升了30％，达到42亿美元。坦克、飞机和第五代防空系统的研制工作也全面展开。
目前，俄罗斯不存在明显和直接的敌人，但是针对国家安全的各种形式的威胁仍旧很多，且来自于各个方面，因此，俄罗斯没有成为软弱可欺国家的权利。
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
证明国内政治稳定对于自身正常、稳固发展的重要意义毫无必要，因为这种稳定局面在1991～1999年期间从来不曾存在过，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要想顺利改革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是到了2000年，俄罗斯才出现了政治稳定，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产生了一位新面孔的领导人，还得益于他的活动特点。过去的10年里从没有过的社会团结局面迅速出现。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得到了来自至今仍互相仇视的各个社会以及政治团体的完全或部分支持。一些影响很大的行政改革措施，如设立七个联邦区以及建立总统驻各联邦区特别代表制度、改变联邦委员会的地位等，都没有动摇国家的政治稳定。
2000年夏、秋和冬季，许多地区都举行了新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选举不但没有破坏稳定，反而使之更加巩固，社会团结也得到了加强。因为几乎所有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都宣称加强与政府和总统的合作。保持国家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国家杜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要知道，鲍里斯·叶利钦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他每年不下两、三次地威胁要解散国家杜马。1994～1995年间的第一届和1996～1999年间的第二届杜马都是以克里姆林宫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众所周知，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俄共以及与其结盟的政党、团体构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左翼力量，因此，讨论任何重要法律草案时，通常都是国家杜马中的左派联盟掌握大部分选票。尽管“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亚博卢”集团以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右翼在杜马中议员人数不少，但却力量分散，彼此之间常常争执不下。在国家杜马，只有“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这个党派才算得上是一支支持政府的坚定力量。
国家杜马中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中派，只有“俄罗斯地区”党派的议员曾试图扮演中派的角色，但却不怎么成功。除了普里马科夫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在国家杜马中拥有可资利用的政治支柱。
1999年12月19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实质性地改变了杜马以前的力量格局。尽管在形式上普京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竞选联盟，也没有参加国家杜马竞选活动，但所有观察家都将导致格局变化的账算在了普京的政治活动上。
根据官方资料，国家杜马在2000年底一共有445名议员，其中，俄共以及与其结盟的农工议员党团共占有129个席位；由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集团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右派议会党团加在一起共拥有67个议席；“团结”运动、“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议会党团以及“人民代表”、“俄罗斯地区”议员小组是国家杜马的政治中派，共占有235个席位；此外，还有14位议员没有在任何党派注册。在这种议会力量分配之下，普京总统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中派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家杜马中普京没有了反对派。国家杜马的决议差不多40％是以压倒性多数的300票或更多票获得通过的。
普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权力机关、而且还加强了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在总统大选后的第一年，俄罗斯民众对总统的信任率达到了65％～75％，还有20％的受访者选择了较为“委婉”回答：“不信任成分多于信任。”自1990年在俄罗斯开始有类似的社会调查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克里姆林宫主人得到过如此之高的信任度。
社会学家理由充分地认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来自于全国民众的政治好感以及他们的总体社会情绪。自1999年春天起，这种社会情绪开始转好，而这种变化到了秋天的时候更加明显，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全年。这时，经常用“失落”、“不满”、“恐惧”、“失望”等字眼来表述自己心理状态的人事实上已经大不如从前多；那些用“无所谓”、“感觉疲惫”来形容自己感受的人数量也显著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感受到“精神焕发”、“情绪高涨”的居民人数增加。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用“有希望”一词评价自身心态的民众人数几乎增加了1。5倍，从13％达到了31％。 社会学家认为，1989年之后出现史无前例增长的不仅是社会上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感。
初步总结（5）
俄罗斯克服了政权危机——所有专家都认为，从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角度看，它比任何经济和金融危机都要大。要知道，这在过去10年中还未曾出现过。
总统及其班子
在2000年，俄罗斯政治稳定的一部分是高层官员队伍的稳定，这是叶利钦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在1992～1999年间，俄罗斯一共罢免过40个副总理和200名部长、 5位总理、4位总检察长以及无数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会议负责官员。几乎对于所有遭解职人来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
曾经是叶利钦最亲近的人得知自己被解职的渠道、方式以及得知消息时的状态简直是五花八门：不仅从总统所做报告或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期间，还有在休假期间，在郊外别墅里，在上班的路上，在公务出差，吃早饭的时候或是吃晚饭时，总统助手的电话通知或是通讯社播发、电视台节目播报的新闻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获得新职务的任命有时也是出人意料的。在2000年，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许多观察家所看到的事实令他们感到惊讶，出席2001年1月上旬政府会议的部长们清一色都是2000年在这里参加过会议的原班人马。
只有一个例外：2月初，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加夫林“由于长期没有能力解决本领域的问题”而遭解职。总统办公厅和强力部门也没有大的人事变动。先前的第一副总检察长顶替了事实上一直空缺的总检察长位置。
当然，政权高层人士变动是必须要进行的，许多观察家甚至早在2001年夏就等待着这种变化了。但是，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政权高层人士变动和改组未必要以激进的、让公众感到震惊的方式进行。
在2000年3月出版的《首脑人物》这本访谈录中，引述了普京有关新政权所面临问题的谈话内容。普京指出：“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专家们正在制订未来几年的政府行动纲要。第一年是确定目标和组建班子；第二年全年和第三年的前半年，分阶段取得具体成果；第三年后半年和第四年初，展示这些成果并开始组织新的竞选活动。而如果某一个环节中断了，那么一切成果都将化为乌有。” 但这不过纯粹是一幅抽象的工艺流程图。在现实工作中，最初几个月里班子应当已经组建、目标也该确定完毕，并且要明确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展示在公众面前。除了总体目标以外，还应当确定更为具体、在各个不同阶段需要完成的目标纲要——总统和政府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