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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就任南斯拉夫总统,他在选举中获胜、有关选举结果前后矛盾的报道、在贝尔格莱德整个城市和大学生中的骚动以及军队和警察的摇摆不定,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自发的,而非按照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方案进行的。西方国家在选举后以最快的速度宣布米洛舍维奇失败和科什图尼察获胜,但仍显得相当匆忙,这可以理解。他们想找出理由,为1999年春天在巴尔干所采取的行动做辩解,即使时间晚一点也无所谓。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类似的匆忙表态是不明智的。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格尔·伊万诺夫曾是10月初期飞抵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治家,并有机会会见了米洛舍维奇和科什图尼察。
莫斯科认可了科什图尼察的胜利,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初访莫斯科成为科什图尼察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就职后的第二次出国访问。俄罗斯支持取消以前针对南斯拉夫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制裁,促进了平稳解决新的巴尔干危机。许多反普京的报纸写道,“俄罗斯迟到了”,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能够“记得住的只是第一个承认他的人”,而俄罗斯“仅仅搭上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等等。
但是,这些评论都流于形式且有失公正。西方最终是这场危机中的输家。西方国家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米洛舍维奇下台上,顾不上管其他的了,因此,对于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胜利也就只能表示高兴。
但是,南斯拉夫新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坚决谴责1999年西方对南斯拉夫的侵略。
南斯拉夫政权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伦敦、巴黎,甚至也不是莫斯科,而是在贝尔格莱德。在这里,军队、警察和东正教会的立场发挥了独特作用。在选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米洛舍维奇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就连选举本身也可以证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并非专制独裁的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不会允许自由选举,更别谈选举失败了。当2000年10月6日晚,米洛舍维奇公开承认自己选举落败,宣称自己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孙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聚集在街头的南斯拉夫民众的热烈掌声。在这里没有仇恨,也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烈的、要求镇压的呼声,虽然将南斯拉夫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有些牵强。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9)
在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所谓的“专制国家”中只有4个政治犯被释放,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战争中的逃兵以及一些因实施恐怖活动而被逮捕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南斯拉夫革命避免了流血和武装对抗,遭殃的主要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高档商店的橱窗。在对上述这些事件做结论的时候,某些报纸写道:“俄罗斯失去了南斯拉夫。”但另一些报纸却宣称,“对于俄罗斯来说,科什图尼察恰恰是理想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政论家谢尔盖·帕尔科夫在《今日报》上指出:“这些天里,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是最正确的,但也是最含混的。普京暴露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的弱点,但是南斯拉夫危机却对他的支持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说,普京的政治反对派们的评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含混。
在巴黎
10月底,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对于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欧洲国家中,恰恰是法国对于俄罗斯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针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本人批评的声调最高也最为激烈。
但是,俄罗斯总统访法和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进行得非常平静、顺利,这明显招致了俄罗斯反对派报刊的不满。例如,一家报纸这样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显示其地位的首次出访明显缺乏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可以说这次出访简直就是枯燥乏味。不知不觉中,俄罗斯从一个国际社会危险的、乖张的边缘人变成了一个命运多舛的、穷困潦倒的小市民。似乎,现在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 但事实并非如此,巴黎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市民。正是在这次访问的几天里,俄罗斯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输往欧洲的动力资源的供应再提高一倍。也就是在这几天当中,俄罗斯的信用等级提高了。
给俄罗斯社会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普京在巴黎拜谒了位于巴黎的俄罗斯圣日内维耶夫…戴布阿公墓。在这个公墓中,安葬了伊万·布宁和安东·邓尼金、亚历山大·加利奇和鲁道夫·努里耶夫、刺杀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尤苏波夫大公和维卡·奥博连斯卡娅——一名法国抵抗运动的女英雄。俄罗斯总统向布宁和奥博连斯卡娅的墓敬献了花篮,还几次在其他几个人的墓前停下脚步。他说:“我们是俄罗斯母亲的孩子,到了我们该团结的时候了。”普京是第一位以国家元首身份来到这里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来说,做出这一举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普京还在白军军官和将领公共纪念碑前驻足。受他的委托,俄罗斯代表团给遭受强烈飓风袭击的公墓定做了5具橡木制成的大型东正教十字架,还许诺向已经没有亲人照管的墓地赠送一批十字架。离开公墓时,普京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向那些曾经给俄罗斯人提供避难场所,现在又照管他们墓地的法国和法国人深深鞠躬。”
在巴黎的最后一次会见当中,当有人提出“您在办公室里都悬挂哪三个人的画像” 这样一个问题时,普京不假思考地回答:普希金、彼得大帝和戴高乐。在回答“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的问题时,普京说,1917年是“对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失败、对破坏俄罗斯控制力的离心力量的自然反应”。不过,他没有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辩解。
在普京访法以及对俄罗斯总统表示明显好感的气氛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份刻薄的、荒谬绝伦的反对普京访法抗议书。在这里,有大约200名主要来自于左翼的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叶莲娜·博恩奈尔、安德烈·巴比茨基、安德烈·格拉乔夫、阿尔卡季·瓦克斯别尔格等几位俄罗斯公民在上面签字。
11月的会晤和访问
11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莫斯科与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光临过克里姆林宫的有一些以色列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谈论的话题当然是中东严重的危机。到克里姆林宫来过的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从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径直走到电话机旁边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通话。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非正式访问了莫斯科,与普京在一家很受欢迎的啤酒馆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这就是普京版本的“不打领带的会晤”。一个明确表明俄罗斯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开始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地区正在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其许多指标足可以与欧洲联盟和美国相媲美。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因为乌拉尔以东地区特别需要资金的大量流入。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应当最大限度地推动亚太地区实业界的联系,这些实业界人士对于利用潜力巨大而开发力度不够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有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文莱演讲中,普京强调,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俄罗斯可以成为最先进技术的研究者和开发者——从提升石油领域的生产力到宇宙航天技术的实际应用。
在前往文莱的途中,普京在乌兰乌德作了短暂停留。俄罗斯的一些报刊非常尖刻地评论了普京在那里与蒙古总统那楚克·巴嘎班迪的会见和会谈。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只有举行隆重仪式时才启用的蒙古包内,背景是成吉思汗的大型雕塑。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0)
古巴和加拿大
2000年12月,普京总统对古巴进行了正式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首先,这是俄罗斯领导人对拉丁美洲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其次,此次访问旨在恢复已经中断了10年、对俄罗斯和古巴都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1989年访问过古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位俄罗斯——苏联领导人。普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起身前往哈瓦那之前就宣布,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俄古之间的联系中断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应当尽早予以纠正”。普京指出:“古巴是俄罗斯在世界、首先在拉美的重要伙伴之一。古巴可以成为架设在俄罗斯和拉美之间的桥梁。”
众所周知,在几乎30多年的时间里,古巴曾是俄罗斯特惠国,经互会的一员,他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古巴所欠苏联的债务几乎达到200亿美元,俄罗斯希望古巴能够偿还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债务。古巴的大部分工业企业都是苏联帮助建设或是利用了双方的技术合作的,一旦进行改建,俄罗斯就能有很大的收益。古巴是俄罗斯常规武器的大买家,在那里俄罗斯还建成了电子侦察中心,并一直运行了很多年。
普京对古巴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签署了俄古在各个领域中开展合作的一揽子协议。普京还视察了位于古巴的俄联邦国防部无线电电子中心,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针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姿态。
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热情地会见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并陪同他参观古巴各地,甚至还向普京建议一起到加勒比海去猎取鲨鱼。卡斯特罗宣布:“哈瓦那完全支持俄罗斯在战略稳定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