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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普京和索布恰克（3）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