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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瓜分世界那样，西方国家现在正搜刮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资源。
地图上用彩色铅笔圈画出的区域构成了英国与法国之间所谓的“红线协定”（Red Line Agreement）的基础。这一协定规定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如何在英波石油公司与土耳其石油公司（前者英波石油公司，即英国政府，是后者的大股东）之间进行分配，两家正式同意不在彼此的地盘上竞争。这对要确保在黎凡特强势地位的法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法国人自古以来就与这一地区有着贸易联系，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地在此地投资。正如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做的那样，英国和法国称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是理所应当的。这似乎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帝国时代。
不过，大英帝国在该地区很快就身陷痛苦的现实当中：世界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维护对石油和输油管的控制是有代价的。英国的国债激增，帝国驻军需要大量成本，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寇松勋爵写道：“无法再维持这一高昂的开销了。”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识到，“中东的一切政策都要让位于削减开支”。
野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带来灾难，而高级外交官们的顽固则加剧了这一危险。例如，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波斯人面前颐指气使，被鄙视为“狡猾的臭畜生”。同时，英国驻巴格达的代表“为了扩建英国大使馆的花园”，把周围的房子拆了。一位观察家讽刺道：“这无疑会让这栋原本就美丽无比的住宅更加辉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却不太受欢迎。”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该地区的今天和未来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地的统治权是由伦敦的决策者恩赐的，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而是会优先关注英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仅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就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国统治者的更替，同时还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的国王称号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径将使问题更加恶化。格特鲁德？贝尔早在1919年就曾正确地预测：近东正在变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这种情形就像是“一场噩梦，你在其中可以预见到所有将要发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却无力伸手阻止”。英国人正在玩一项危险的游戏：选择支持谁，以及在何时何地插手。
从黎凡特一直向东，充斥着失信的诺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帮助和保护当地人利益的承诺，最终都成了对英国商业和战略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哪怕这意味着需要沿着人为的新边界线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弃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这样的人群——这些基督徒在中东被瓜分完后，发现只有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脆弱境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支持英国的报答），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它减少了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得农村人口在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和生存方式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伊拉克东部的库特（Kut）省，有两个家族在30年间就占有了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过石油收入累积起来的大笔财富都集中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英国政府作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东（这在20年代为前者带来了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这一事实，促成了坚定的反英情结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整个帝国内部都出现了不可阻挡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势头。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合尔的分部发表了《印度独立宣言》（Purna Swaraj）。该宣言写道：“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了对大众的剥削上。”印度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必须立即脱离英国……实现彻底的独立”。“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时刻到了。
这杯由觉醒、厌恶和剥夺权利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不过，让中东当地人愈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到难以把控油田的利润。拥有特许权的西方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权费时显得相当狡猾而且富有创造力。同当代的一些做法类似，这些企业组建了一个由子公司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通过内部借贷造成亏损，以削减甚至完全抵消掉运营公司的账面利润，最终减少根据特许权协议应付的授权费。这已成了这些公司的惯用伎俩。当地报纸愤怒地说道：“那些获得准许开采波斯石油的外国人通过非法和不必要的关税免除故意压榨我国的财政收入。”不过至少波斯的情况不像它的邻国伊拉克那样糟糕，后者除了名义之外，几乎就是个殖民地。
为了试图安抚当地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英波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展开了魅力攻势：他们许诺了一大堆新的好处，从提供受教育机会到帮助升级铁路，以及考虑支付更多的授权费。然而对于自己的政府无法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波斯的上层人士依然十分不满。一位观察者记录道：“波斯人觉得，他们无法从这个以波斯石油为基础的行业中分享成果”，他们坚持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都不能消除这种被疏离的感觉”。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温文尔雅的约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力劝波斯人要冷静；他向谈判桌另一边的人建议，媒体不该制造出错误的印象，说该公司不是一家公平公正的企业，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波斯人对他说：这很好，想让各方都获利，就应该达成合伙关系。事实上，这仅仅比彻底的剥削好一点点。
一系列关于是否以及如何重新商定诺克斯？达西特许权的持久争论都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由波斯人作了了断。在1929年之前，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发现（委内瑞拉勘探工作的负责人乔治？雷诺兹，他之前领导了最重要的马斯吉德苏莱曼油井的开挖）就已经使石油的价格大幅下调。华尔街崩盘后，对石油的需求锐减，波斯人开始逐步把石油资源收回到自己手中。最后，1932年11月，在遭受授权费缴纳数额剧减，以及一系列帮助英国人向德黑兰隐瞒详细数据的财务骗局之后，波斯国王宣布取消诺克斯？达西的特许权，并且立即生效。
这让英国的外交官们大感羞辱。一位高级官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表现得强势一点，那么今后我们和波斯人之间将有更大的麻烦。”另一位官员则声称，这一宣告是公然的冒犯。在英国人看来，无论发生什么，三十年前达成的协议都应该一直有效。诚然，当初开办石油公司时冒了极大的财务风险，而且在建造开采资源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中耗费了惊人的投资；但因此发掘出来的财富同样是巨大的，英国人始终忽视了要求更加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的呼声。20世纪初的大规模银行舞弊行为，已经让英波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利益成为了一个决不能倒下的庞然大物。
还好，局面很快取得了平衡，事情也进入了正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斯人强有力的谈判手段：他们能够骚扰、阻挠和妨碍生产，以达到重启谈判的目的。1933年春，双方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波斯代表团在日内瓦的美岸酒店（Beau Rivage hotel）见到了石油公司的领导层，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有关伊拉克石油的最新协议，并要求至少与此一致。最初的提议包括英波石油公司转让25％的股份，并保证波斯的最低年收益、利润分享以及让波斯人进驻董事会——这些都被约翰？卡德曼爵士驳回，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尽管随后的会谈气氛亲切友好，但是英国人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会导致重大改变的重新谈判。1933年4月，新协议出台。协议的关注重点在于石油业的“波斯化”，即在石油公司所有层面上（从管理层到基层岗位）雇佣并培训更多的当地人。特许权覆盖的范围比最初减少了四分之三，即便留下的是最好的部分；固定的授权费不受汇率和油价波动的影响；英国人承诺了一个最低的年度支付额度，无论该公司的产量或市场价格如何；如果英波石油公司从其他国家获得利润，波斯政府将一同分享。当波斯谈判人员告诉卡德曼，他应该将这份新协议视为“他本人及其同僚的个人成果”时，卡德曼一言不发。他的笔记透露了他的心声：“我觉得我们被抢得一干二净。”
波斯人以及那些关注此事的人，都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寓意。他们在这一课中学到，所有那些虚张声势的西方国家在谈判桌上根本不堪一击，而那些占有资源的国家最终都能迫使这些获得特许权的人回到谈判桌上来。西方国家可以尽情地抱怨，但胜利终将属于资源占有者。
这成了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新的纽带跨越了亚洲屋脊的两端。一个不仅由城镇和绿洲而且由连接着油田与波斯湾（到30年代还连接到了地中海）的输油管构成的网络正在延伸。资源和财富沿着这些管道被输送到海法和阿巴丹这样的港口，它们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控制了这一网络就等于控制了一切。如今在乐天派看来，事情仍然充满希望。尽管他们在1933年修订了特许权协议，但是毕竟英国人已经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网，通过与那些拥有重要资源的国家合作，仍然可以取得丰厚的利益。这样看来，英国人确实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然而事实上，世界大势已然逆转。西方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衰退，并且似乎注定会进一步减弱。继续插手当地事务要付出代价，改建大使馆的花园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