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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此类商品的新兴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尽管达？伽马首次航行的消息让威尼斯人大感不安，但建立已久的传统商业通道并非一夜之间就可被取代。当然，他们更应该感谢欧洲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同过去一样，消费者并不关心商品怎样抵达市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价格。
贸易商们嫉妒地观察着对手的行动，记录着他们都买了什么、进价是多少。葡萄牙人甚至雇用了黎凡特的马修？比克度（Mathew Becudo）等商人刺探来自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货车及船队的规模，汇报运载货物的数量。有关作物歉收、货船失踪或政治动荡的传言都会影响商品每日的价格，这让生意变得更加捉摸不定。香料船队出发时间的细微差别可能引起供应渠道的大幅动荡，这对东地中海商人来说更有利，因为他们的消息更灵通，他们的商道比绕非洲大陆的海运路线风险更小。
与此同时，选择投资也是一件费神的事。1560年，威尼斯的年轻商人亚历桑德罗？马格诺（Alessandro Magno）焦急地看着亚历山大港的胡椒价格持续飞涨，数天之内就上涨了10％，这迫使他撤销订单，将投资转向丁香和生姜。避免陷入泡沫而落得血本无归是最为关键的，作为中间商，他必须对进货做出正确抉择，并为他的客户提供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每年有上百万吨的香料（主要是胡椒）运抵欧洲，这种原本属于上等阶层的奢侈品，如今在广泛的需求驱动下迅速成为文化和商业的主流。为了这些潜在的巨额利润，葡萄牙决心建造一条属于它自己的丝绸之路：将所有的港口，将里斯本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东非的各商业据点都连接在一起，从印度到马六甲海峡到香料群岛都建立永久的殖民社区。他们的此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达？伽马航行到印度后的几十年间，葡萄牙政府从香料贸易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收入。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各方竞争对手不会坐以待毙，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在近东和中东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荡之后，奥斯曼于1517年夺取埃及，一跃晋升为东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威胁。“来势凶猛的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罗马教皇里奥十世（Leo X）写道，“他们觊觎的不仅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是整个世界。”
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成功及进一步深入欧洲中部的势头强化了人们的危机感。大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在16世纪初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激战即将来临，“这世界无法允许天上有两个太阳”。未来要么属于穆斯林，要么属于基督教，但绝不会同时属于两者。
伊拉斯谟错了，对手奥斯曼也错了，虽然后者依然认为“既然天上只有一个上帝，那么地上就应该只有一个帝国”。尽管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南部的莫哈奇（Mohács）战胜了西方人，并在近东和远东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于1526年将大部队朝匈牙利和中欧挺进，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恐慌，但殊死之战并未出现。然而，这些行动导致的长期敌视和对立，其影响一直蔓延到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
奥斯曼帝国信心十足，为强化它在亚洲的商业地位投下重金：建立海外贸易代理网络，重修、加固众多城堡以确保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海上运输的安全。从波斯湾经巴士拉到黎凡特的各条公路保障了贸易的畅通无比、安全快捷，就连葡萄牙人都开始逐渐使用这条通道，用于和里斯本之间的交通往来。
这对通常用武力来对抗葡萄牙的奥斯曼来说，真是有点不可思议。1538年，奥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乌港（Diu）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还连续袭击葡萄牙的舰船。其中一位奥斯曼舰长名叫赛菲尔（Sefer），他在16世纪中叶凭借一系列成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奥斯曼“尽享葡萄牙的战利品，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富有”，一名欧洲船长这样说道，并详述了塞菲尔的船队变得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凭借几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究竟还想把多少财富运回家乡”？奥斯曼显然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据另一位观察家在1560年的记载，每年都有几百万磅的香料运抵亚历山大港，“难怪运往里斯本的货物变得那么少”。
到了这一时期，香料贸易的利润已经开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开始把投资从香料转向其他商品，特别是棉花和丝绸。这一转向在16世纪末令人瞩目，此时的纺织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运往欧洲。某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当代学者也表示认同），导致这一结果的是插手香料贸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层的腐败，以及许多来自皇家的错误决策：不仅征收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效率很低的物流系统。奥斯曼帝国的成功给葡萄牙以及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称霸印度洋的关键在于谁能从卖往欧洲的商品中争取到最大的税收。奥斯曼顺利地从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额。红海、波斯湾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断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银行的收入也与日俱增（尽管国内需求的增加同样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个16世纪，人们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长，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也让乡村焕然一新。
黄金时代的黎明并不只属于欧洲。从巴尔干半岛到北非，大规模建设工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纷纷上马，而支撑这些项目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关税收入。许多极负盛名的辉煌建筑都是由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这位大帝的名号本身就是当时时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征——时期的首席建筑师希南（Sinān）所设计。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兰学校、32座宫殿、17家救济所和3所医院，还有在苏莱曼大帝及他儿子的统治时期设计的多座桥梁、水渠、澡堂和仓储货栈等建筑。赛里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于1564年至1575年间，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尔，是建筑学和工程学上的辉煌成就，“值得人类膜拜和敬仰”，当时人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伟大的建筑，埃迪尔的清真寺证明他们错了。
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同时还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一个新帝国于15世纪初帖木儿去世之后在大汗的领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萨法维（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时，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惊叹的重建过程：根据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旧市场和旧街道被全部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店铺、澡堂和清真寺；大型灌溉系统能确保伊斯法罕新城的用水供应——这对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园林杰作国王广场（Bāgh…i Naqsh…i Jahān）来说至关重要，它被誉为“润饰世界的花园”。辉煌的国王清真寺（Masjid…i Shāh）也建于这一时期，人们希望它能与埃迪尔一样，成为伊斯兰世界最璀璨夺目的明珠。如当时某评论者所说，阿拔斯大帝使伊斯法罕看上去“如同一座充满华丽建筑的天堂，公园里花香四溢，为花园和小溪平添生气”。
在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中，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开始走向繁荣。一些作品专门论述如何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卡隆苏瓦尔》（Qānūn al…？uvar），它用韵文的形式巧妙而优美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技巧。不过作者也警告读者，虽然人人都想掌握绘画技艺，但“你必须知道，若想在此领域取得成就，天赋是必不可少的”。
财富和繁荣带来了一番新景象：伊斯法罕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教士能向波斯国王呈上一本波斯文译本的《旧约？诗篇》（Book of Psalms），并受到了热情的接纳；教皇保罗五世（Paul V）送上的中世纪插图版《圣经》也让波斯国王非常高兴，国王还让波斯学者解释图中描绘的内容；当时正值当地犹太人以波斯语（但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抄写《托拉》的时代，展现出波斯人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文化自信。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发了大财，这要归功于远东贸易中的关税和过境税，当然还有欧洲本土新富对各种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从皇室到商人，从宫廷大臣到富裕农民。然而尽管这些近东国家在从美洲跨大西洋涌入黄金、白银和珍宝的冲击中获益甚多，但最大的收益来源还是要属那些出口量最高的货源地，即印度、中国和中亚。
欧洲成了黄金白银的交易所，这些贵金属都来自资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Potosí）——安第斯山脉上的银矿（位于今玻利维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一银矿，仅一个世纪内的产量就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用汞提炼白银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使得整个采矿运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润更高。这一发明极大加快了南美资源经伊比利亚流向亚洲的再分配进程。
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